海洋国际话语权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科“话语权力”理论,其本质是在全球性海洋事务上各行为体通过“对话”有意或无意展现出权力特性,是话语形式的权力博弈在国际海洋议题上的细化和延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作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海洋宪章”,已发展成为规范当今国际海洋秩序的一套具有严格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和行事规则。而该《公约》的形成与通过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各行为体通过形式各异的权力博弈相互影响,不断地左右着规则偏好及决议生成。竞争博弈后缔结的《公约》极大地影响着新世界海洋格局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通过研究《公约》缔结过程中海洋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博弈过程,能有效地探究当下国际社会影响海洋国际话语权的主要因素,从而更好地构建并提升国家的海洋话语权。本文面向《公约》缔结过程中各行为体对海洋话语权竞争这一核心问题,系统性分析各国间的互动博弈过程,深入探讨这一过程中话语权竞争的特点,进而对之后的话语权博弈进行展望。具体来看,文章总体分为两部分。首先基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从基本内涵和概念特点两方面对海洋国际话语权这一核心研究概念进行理论界定。其次,通过英美两国在《公约》前的话语权竞争历史进行回顾,为核心概念提供历史合法性,从而完成文章第一部分的理论架构。第二部分则关注《公约》缔结的竞争过程,通过“缔结期间话语博弈”、“缔结期间矛盾互动”两个不同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话语权竞争过程。其中第三章话语博弈更多从国家角度出发,关注主要国家（集团）在三次大会上的表现;第四章则抓取期间两组矛盾关系“美苏争霸”、“发展中—发达国家结构性矛盾”从更为整体的视角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缔结期间的话语权权力竞争特点,并对《公约》后时代的话语权竞争进行展望。从《公约》缔结中的话语权竞争情况看,整个过程呈现出低直接冲突对抗、高话语博弈对抗的特点,话语博弈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其中发展中国家在期间逐步从竞争边缘走向了博弈中心,成为了推动《公约》缔结的一股巨大力量。由于《公约》当时独特的国际局势,整个缔结过程由两组结构性矛盾推动前进,一是冷战背景下的美苏争霸,且美苏两国的关系奠定了整个过程的竞合走向。二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攻守对峙,在缔结前期发达国家表现强势,但在后期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话语博弈的主动权。通过研究发现,《公约》缔结期间的24年3次大会中,各国均从自身实际发展角度考虑,通过各类外交手段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国际话语权争夺,以期将海洋秩序引导至更利于其海洋发展和利用的方向上。整个《公约》的缔结过程是历史上首次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海洋国际话语权斗争,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作为中心角色出现在海洋国际政治权力互动过程中。与历史不同的是,《公约》后影响海洋国际话语权竞争个因素的权重有所调整,其中军事战争的权重有所降低,经济贸易的权重有所上升。从竞争方式上来看,直接冲度的对抗性有所降低,话语博弈的对抗性上升。这就要求新时代下,国家在构建海洋国际话语权时要明确竞争特点,调整方向,创造新的着力点。总的来说,本文综合利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将传统政治学中的理论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进行有机结合,力图用全新的视角看待海洋国际秩序这一问题。研究结论超越了此前对海洋政治“海洋权力=海军实力”这一传统认知,在丰富当前话语权理论的同时,也为其它各类权力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