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领事裁判权历史的研究,无论史学界还是法学界都已有不少成果。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出,清末是领事裁判权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的时期,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政府力图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过渡与蕴酿期,而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领事裁判权的撤废才逐渐取得成绩,并使领事裁判权制度最终得以彻底废除。以往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研究,大多痛斥领事裁判权给中国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大多抨击和批判北洋政府的懦弱无能,而对其在国弱民穷的基础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所做的努力关注不够,[2]因而,在以往人们的认识当中,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军阀混战、国局最混乱的时期,国家最高领导阶层频繁更迭,国家政权南北分立,这一时期政府对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几乎无所作为,甚至袁世凯统治时期,法制改革一度出现倒退,更是给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凭添了许多困难。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但本文主要以《华洋诉讼判决录》中辑录的裁判文书所涉案例为事实上的依据,并以这些案例辑入的年份跨度(1914——1919)为时间界限,研究民初北京政府统治前期,新式法院建立的地方华洋诉讼的另一个侧面,并通过这个侧面进一步探究当时北京政府及其相关司法、外交部门等关于华洋诉讼所发布的一些法令,使人们对民初领事裁判权制度下的华洋诉讼及对民国北京政府统治前期为撤废领事裁判权所作的过渡性质的准备工作与努力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和客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