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驳伪密”类藏文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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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八至九世纪,密宗方兴于西藏。彼时在桑耶等地创办了译经场所,翻译了大量的密宗经典,并从印度、尼泊尔等邻邦邀请了多位密法大师,在本土也出现了密宗修习者。然而一时间藏地密教出现了不求甚解、断章取义、随意翻译瑜伽部与无上瑜伽部等上部密乘的现象,同时吸收了印度、尼泊尔、门隅等国家和地区的邪密,导致密法修行杂乱无章,故后来官方钦定,未经赞普或教会授权,不得翻译上部密乘,尤其是无上瑜伽部经典。公元842年,随着吐蕃王朝瓦解,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皆受到了动摇和影响,原先在吐蕃赞普时期,桑耶寺堪布负责管控和限制、监督密乘的翻译、修习的制度已不复存在,昔日明文禁止不得修行的诸多上部密乘经典,也被肆意糟践。期间,来自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青裙师、红衣瑜伽师、尔措十八僧等人,在藏传播“交媾为合;杀生为渡;修尸得成就”等邪密理念,后衍生出无灌顶传承及诀窍而擅自修炼、随意杜撰密乘经典或注疏,在原本无误的经典中掺杂苯教仪轨、诀窍,以密法为由否认戒律等歪风邪气,故将密宗金刚乘推至风口浪尖,从而饱受争议。为此,拉喇嘛益希沃、颇章希瓦沃、仁钦桑布译师、郭·枯巴拉孜译师等人撰写“辨驳伪密”类文献,以整顿、肃清密教,并自印度迎请阿底峡尊者,著《菩提道炬论》等二十多部理论经典,力挽狂澜,以正教法,但仍未从根本上消除密教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后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恰·曲吉贝译师、布顿仁钦珠、直贡贝曾等人亦撰写“辨驳伪密”类文献,再次展开了质疑和批判藏译密续及其注疏、仪轨、戒律、观行、灌顶秘诀等各方面内容的一波运动。就此可知,“辨驳伪密”类文献贯穿藏传佛教尤其是藏密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因而研究藏传佛教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辨驳伪密”类文献,对了解藏密发展史、不同历史时期的藏族社会与宗教状况、新密与旧密的划分根据、大藏经与《宁玛十万续》的形成脉络、藏传佛教各教派主张殊途同归的根源以及对全面和深入了解藏传佛教的发展状况与藏传佛教本土化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纵观学界,“辨驳伪密”类文献的专项研究成果尚寥寥无几,甚至有些文献是于近几年才出土,其中部分内容尚无人涉足,故笔者广泛搜集材料,将各个历史时期创作的“辨驳伪密”类文献串联起来,按照文献创作年代的先后顺序,尽可能深入、全面地对文献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和研究,并分三章介绍了研究内容、过程与结论。第一章,首先论述了西藏密宗兴起的历史背景,即公元八至九世纪,由吐蕃赞普批准,在桑耶等地创办译经院、组建译师队伍,从印度、汉地、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邀请诸多学者等入藏传法等内容;继而介绍了当时密宗经典的翻译情况与吐蕃赞普时期编纂的大藏经目录—《兰噶宫目录》、《旁唐宫目录》以及《敦煌藏文文献》中收录的密宗典籍条目;接着探讨了随之而来所出现的密法败乱的现象,包括密教盛行的印度、尼泊尔、门隅等国家和地区的邪密、伪密传到藏地的情况。而这恰恰便是吐蕃官方钦定若无圣赞普或法之会集处(教会)的授权批准,不得翻译上部密乘尤其是无上瑜伽部经典的重要原因所在。吐蕃赞普时期,密宗在藏地尚未十分盛行,四续部中事部与行部的经典较多,瑜伽部较少,无上瑜伽部更是罕见,究其根源,系历代赞普对密宗经典的翻译有严格的厘定所导致。在翻译密宗典籍时,吐蕃官方制定了固定的原则、具体的目的以及严格的原文典籍筛选制度,对藏地密宗的发展起到了立根固本的作用。第二章,围绕十一至十二世纪产生的“辨驳伪密”类文献进行了探究,主要探讨了拉喇嘛益希沃、颇章希瓦沃、仁钦桑布译师、郭·枯巴拉孜译师等人撰写的《辨驳伪密文献》中批判整顿的对象、成书年代、创作背景与目的等问题。吐蕃王朝崩溃之后,管控和限制密法的教会不复存在,早先钦定不可修持的诸多密宗经典,出现了妄自胡乱修持的现象,对此,拉喇嘛益希沃等人撰写“辨驳伪密”的论著和檄文。其中,拉喇嘛益希沃所著《辨驳伪密文献》是这类文献中的开山之作,大约是在公元985年前后著于阿里普兰境内,其中对当时盛行的大圆满法中所涉及到的交媾、超度、修饰、炼药、活供等密法修持方式进行了批判和反驳。而仁钦桑布译师的《辨驳伪密文献》是此类藏文文献中篇幅最广者,这是在拉喇嘛益希沃所作檄文的基础上进行的注解和说明,据笔者考证,创作年代大约在公元985—1013年之间,其中主要依据显密经典及相关注疏,对交合、超度等密宗经典中所出现的词汇进行了详解,表示不可顾名断义,而应从了义谛层面去理解,对错误的理解进行了相应的批驳。颇章希瓦沃的《辨驳伪密文献》是藏文相关文献中,第一部明确罗列出伪密经文条目的著作,应为1092年前后著于普兰县境内,其中列举出了当时社会中所出现的七十二类伪密经种,并表示大圆满法受到了外道之见的影响,密法修持者必须遵守教条教规。郭·枯巴拉孜撰写的《辩驳伪密文献》是继颇章希瓦沃所作檄文之后又一列举出伪密经文条目的著作,其中将四十四部密宗典籍认定为藏人杜撰,另有二十部,被认定为未经污染、篡改的可信经典,并且明确鉴别了可否修持经典的类目。此外,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内撰写“辨驳伪密”类文献的作者皆属于噶当派门人。第三章,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期间产生的“辨驳伪密”类文献中,笔者主要参考了恰·曲吉贝译师、布顿仁钦珠以及直贡贝曾所著《辨驳伪密文献》,分析了这些文献的内容及创作背景。针对先前在拉喇嘛益希沃年间未能根除或之后新现的被污染的密宗典籍或观行、修持方式,恰·曲吉贝译师、布顿仁钦珠、直贡贝增等贤哲又再次撰写“辨驳伪密”类文献,肃风正气。恰·曲吉贝译师的《辨驳伪密文献》,成书于1223—1225年,即恰译师在印度的两年期间,是将西藏新旧教派与经论、伏藏整编成目录,携带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向八十位班智达(大学者)请教,并对照各大寺院所收藏的目录,进行判定后编撰而成,其中对藏地流传的正宗密法与藏人杜撰的新旧伪密、被污染的教理教规与仪轨进行了分类和说明。相传为布顿仁钦珠所作的《辨驳伪法或伪密文献》,因与其著作《布顿政教史》、《内明学·续部总论》的主旨背道而驰,故笔者认为这并非出自布顿仁钦珠之手,并对比、爬梳历代文献中的引用情况,推断其应是十四世纪前后的文献,这一文献中对旧密尤其是大圆满法,以及谷如却王的追随者及相关伏藏,“贝噶尔四子法脉”与果苯等内容进行了批判和反驳。直贡贝增的《辩驳伪密文献》是在拉喇嘛益希沃及众多先哲所著“辨驳伪密”类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约于1354年,在其上师雅德班钦宗智达杰的道场厄旺寺所作。其中列举了对藏传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自创或杜撰的新、旧密典籍,批判了后弘期产生的掘藏师和伏藏法,并且罗列了大圆满法并非佛陀法旨教义的证据和理由,认为大圆满法的观点和修法存在弊病。综上所述,“辨驳伪密”类文献是证明藏传佛教各教派是否根源清白,密教经典是否遭遇污染,教理教规是否出现纰漏,灌顶传承和教导是否延续传统,观、行、修是否相互背离等问题进行质问、批判和论证类的文献,这类文献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存在弊病的新、旧密中的续部典籍、修行方法、佛法传承、教理教规、观修、秘诀等,因此,在藏传佛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生的这些“辨驳伪密”类文献,不是出于个人教派感情而撰写的枉自抬高自派、贬低他派的文章,具有理性、客观的特点,对研究藏传佛密宗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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