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受到边界问题的影响。历史地看,中印边界冲突从形成到发展为某一结果,都经过了一个或升级或缓和的过程,但冲突走向升级或缓和的机理尚不明确。本文在认知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形成、发展与结果进行研究,试图对不同时期中印边界冲突的发展逻辑做一个统一。首先,使用认知差异和威胁认知这两个构成认知互动的变量,从中印两国认知互动的角度解释中印边界冲突的形成;其次,从博弈论策略互动的角度解释中印边界冲突的结果,博弈策略分为威慑与让步两种,影响博弈策略选择的认知变量是威胁认知、权力优势认知和风险意愿认知。冲突主体博弈中的策略互动产生的认知逻辑决定了冲突的不同结果。1950年至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在1950-1958年的一般冲突阶段,印度对边界议题的认知所导致的扩张政策的实施是中印边界冲突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中国没有针对印度的边界扩张政策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在1959-1962年的危机阶段,印度基于认知形成了使用武力的威慑政策,与印度的互动中中国从主张谈判的让步政策转变为使用武力的威慑政策。由于印度对中国武力反击的决心和实力产生了错误认知,中印在边界危机中的博弈成为“比胆大博弈”,最终边界冲突从危机升级为战争。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的产生是以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认知差异为基础的,即实控线认知差异和身份认知差异。冲突爆发后,中印各自基于对对方的认知组合确立了威慑政策以试图压服对方获取冲突收益,相互威慑政策的互动形成了“螺旋冲突”,导致了高强度的对峙,即加勒万冲突危机。但随着对峙的展开,双方的认知强度都有所降低,双方从威慑政策转向让步政策,这个转变除了各自认知的改变外,还与双方的互动有关。双方都认识到战争方式不可行,为避免战争风险,相互释放妥协信号,形成了让步的“双边默契”,从而为加勒万河谷冲突逃离“螺旋冲突”确立了认知基础。历史的看,中印边界冲突的根源是认知差异与威胁认知。摆脱边界冲突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集体身份的构建克服认知差异,二是通过制度化的互信解构威胁认知。一个稳定安宁的边界是任何一方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在百年变局的当下,中印两国有更多共同利益和诉求。未来,中印双方应汲取历史经验,有效管控边界分歧,为两国发展合作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