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她的作品从短篇到长篇，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时代悲剧刻骨铭心的体认。她始终把自己时代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嘲弄的欲求。人与时代这种命定的结构关系，是她小说基本的叙述模式。张爱玲在不断“破坏”的背景中刻画小人物的心理世界，深入意识底层，一点一滴写出他们的觉醒，根本上和他们是认同的。 张爱玲身上儒染着士大夫的文化历史遗迹，同时又因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沾染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这种末世情调，与战争年代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人类文明行将毁灭的强烈预感交织在一起，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的特定心理感受。这种“荒凉”是作者对时代特征的总体领悟，是一个孤独的女性对生存其中的艰难岁月的深刻理解。 张爱玲独特的创作心理，形成于这样的形势下：她被孤独地放逐于充满威胁的现代都市文明之中，既失却了身后源远流长的贵族文化背景的支撑，同时又在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中无法找到心理依托。故而，她的作品带着浓重的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幻灭感。理想主义文学传统中关于人的神性的童话在她的笔下彻底消解了，她所展示的，是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理解和悲悯。 女性作家相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偏于以直觉来写作，女性作家也不象男性作家那样容易从创作上受到几千年来社会责任、文以载道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她们的创作虽然有时题材偏于狭窄，创作可能离时代、社会政治大趋势较远，但写法往往都比较自由舒畅，都注重内在感觉。比如张爱玲，在对色彩的感觉上，对意象的营造上等等，就完全有别于其他的作家，在上海成为“孤岛”之时，她的作品既不属于抗战文学，又不归于消闲文学。她创作出了自己的小气氛，又不自觉地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了陈腐的封建历史与洋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扭曲，开创了一片独特怪异的文学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