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制下,董事的义务和责任日益强化,董事责任制度的安排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课题,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可以满足上市公司分散董事职业风险和公司制度创新的需要。从董事个人角度看,董事责任保险是转嫁其自身职业责任风险的有效机制。从公司治理和社会公益的角度看,一方面,董事责任保险是公司对人才的激励措施,降低了董事非正常离职的概率,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人力资本,鼓励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敢于创新,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保险人可以发挥外部监督作用,通过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条款形成约束机制,监督董事的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自2002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公司合作推出国内第一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以来,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已有18年的发展历史。相较于海外董事责任保险的成熟,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陷入了水土不服的困境。纵观发达国家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均以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为基础。在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下,公司经营者被课以较重的民事责任,便产生了通过保险转移职业风险的迫切需求。尽管我国公司管理层也有降低职业风险的需求,但是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该制度规定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董事的注意义务缺乏具体规定和判断标准,责任保险的规定过于简略,董事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尽完善等限制了其发展。研究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需以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的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责任保险的特征和价值加深对其制度功效的认识,通过研究我国法律框架下董事的义务与责任论证其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为进一步完善作为其制度基础的董事的民事赔偿责任提供改进方向。随着新《证券法》的出台,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设置专章,全面推行注册制,证监会加大了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董事的职业责任风险随之增加,我国资本市场对董事责任保险的需求也将增加,董事责任保险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味照搬英美国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条款的做法并不符合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实际需要,这造成了实务中董事责任保险难以本土化。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应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路径,协调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公司、证券、保险法律制度相衔接,结合公司补偿制度和保险合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保险人的外部监督作用,构建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公司补偿责任保险、公司实体责任保险一体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