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我国新时期特有的一个政策概念或政策的“中国表达”,而概念是一切理论体系的基石。当今中国,普惠性教育价值取向与民办幼儿园办学追求巧妙地达成了包容性接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乃追求普惠性教育价值的政府与追求“个性化”教育价值的民办幼儿园相互“博弈”的产物;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乃政府对“入园难”“入园贵”作出的政策回应。尽管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是公共服务权力与责任的“外移”,但仍是政府坚守公共责任承诺的体现:宣示了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执政宗旨,展示了政府的使命担当,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它既承载着公众对政府公共责任的信任,也负载着民众对教育公平和培育教育良序的期待;既带有“福利国家倾向”色彩,又凸显了“新公共治理”特征。从某种意义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具有“资源整合”与“效能叠加”功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诞生至今十余年,其制度设计、政策安排是否合理,政策运行效能如何,政策运行机制是否科学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研究立足效能反推机制,分析、研究政策运行机制是探讨政策运行效益的前提。本研究着力探讨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运行机制是否合理、科学、规范等。探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在民办幼儿园这一“场域”内运转以及政策运行机制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透视其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间“落差”样态,挖掘其背后缘由,民族志无疑是一种较恰当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选择S省N市Y县作为民族志研究的考察对象,历经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三年前后六个多月的实地调研,搜集了大量口述资料和“本土”政策文本,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运行机制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考察政策运行机制,力图展现一幅机制运行“全景图”,即政策运行机制病征呈现、机制“病源”探微、机制完善路径等。通过梳理整个政策运行过程,深入剖析、系统研究政策运行机制及其病理特征,发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运行机制病理特征主要表现如下:就政府（含职能部门）而言,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消极”配置政策资源。政策运行过程中政府（含职能部门）是资源拥有者、分配规则制定者、权力优势者。政策客体对政府（含职能部门）所有工作人员的政绩考核、政治晋升几乎没有话语权,因此政府（含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就很难真正从政策客体实际利益诉求出发。政府（含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的控制取向的运行思维决定了其不可能满足政策客体个性化的利益诉求;同时监督主体“缺位”,监督手段单一,监督力度不足;加之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紧张,上级分配任务多,时间紧,压力大,等等。上述缘由最终导致政策资源“消极”行政配置,这表征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而言,在政策缺陷与市场风险夹缝中艰难生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吸引力不足,政策主体考核权重导致管理重心偏离,某种程度上而言,政府仅给对方一个办学许可,几乎完全由市场来遴选。多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临众多同行“挤压”,面对日益上涨的房租、不菲的房贷、高昂的人力成本等支付压力。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办幼儿园直接威胁其生存空间;为了提升市场占有率,在幼儿学习、活动场所安装监控,向社会开放,这直接加大了举办者、幼师精神压力;媒体宣传,社会高度关注学前教育,加剧了他们工作压力;城市化的洼地效应,农村、乡镇生源渐趋萎缩,对本来仅靠俘获生源求生存的多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谓釜底抽薪。因此,政策缺陷、市场风险等因素造成多数民办幼儿园面临诸多生存困境。就家长或监护人而言,权力运行保障机制“弱化”,“资助悖论”引发或加剧社会排斥,政策参与度、回应度不高。政策运行中家长或监护人处于弱势地位,所获取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信息权力碎片化”。家长或监护人无法充分掌握政策运行事实及一些关键细节,这直接导致这些事实及一些关键细节逃逸于他们监督视野之外,并直接影响家长或监护人的政策参与度、回应度。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权力运行保障机制“弱化”。极个别精准扶贫客体资格获取存在舞弊行为,根源于政策动机、政策运行初期政策主客体对政策认知不足等;临界贫困资助标准模糊、临界贫困资助客体遴选不够精准,资助政策运行中蕴含资助污名和资助逆向激励因子,一定程度、一定地域引发或加剧了社会排斥,这就形成了“资助悖论”。以上缘由最终导致政策客体参与度、回应度不高。针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运行机制现实样态,本研究尝试提出如下政策运行愿景:政府（含职能部门）应完善权力运行保障与监督机制,精准配置政策资源,增强政策吸引力;增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政策认同度,培育其内生动力,提升家长或监护人政策参与度、回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