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已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转型中遇到的收入分配差距、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间的两极分化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等问题都需要经济学家们去探索。具体到我国经济现实而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增长后,如何对待国际贸易和全球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如何处理“三农”问题、如何对待增加就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本文正是基于这些现实焦点问题来研究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规律,希翼对全球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增长事实、尤其是转型中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共分为7章。首先是导论,第1章是文献述评,第2、3两章是理论模型,第4、5、6章是用“二战”后若干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来检验第2、3章提出的理论(案例涉及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拉美国家、日本和美国、转型中的中国),第7章是以第2、3章提出的理论为指导来分析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导论:作者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背景、基本思路和论文结构、方法论和基本假定、以及创新和局限。第1章文献述评:作者评述了从重农主义以来的主要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梳理了现有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脉络,指出了现有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合理内容与不足,为后文构建理论模型寻找到了突破口和切入点。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重农主义著作关于较早期封闭的农业二元经济运行方式和结构稳定性的论述,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和马尔萨斯,他们生活在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增长”转型过程中,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有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框架,不仅涉及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微观经济学”,而且也涉及到“增长理论”的总体性较强的分析。在“微观经济学”中,古典学派强调以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原则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其后的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经济不稳定性的经济学总量分析。总体上,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是沿着以下三条线索和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三条线索:第一条是不断提出新的资本概念来解释经济增长: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第二条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职能——构建经济理论和提供政策建议:古典理论、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新古典理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产权制度、信息、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保障市场竞争)→新凯恩斯主义、新政府干预(斯蒂格里茨,论据是快速增长的国家都有政府积极干预特征)第三条是针对注重长期增长还是短期稳定的争论来构建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长期增长→短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断探讨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另一个方面是探讨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但是,到目前为止,注重前一个方面的经济增长理论比较多,而注重后一个方面的经济增长理论比较少。第2、3章是本文的理论部分。本文理论构建分为两个部分,即经济长期增长模型和谈判势力-收入分配-政府模型,这两个模型合称谈判势力—经济长期增长模型(Negotiation Power- Economic Long-Term GrowthModel) ,简称NPG模型。经济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第一,从静态来看,在一定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历史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绩效就被唯一地决定了。第二,从动态来看,除了历史条件不能改变外,所有的资源都具有社会性、都打上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烙印。第三,在众多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中,最具主观有能动性的因素是制度,制度(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收入分配结构来影响着经济人的微观行为、进而影响着经济体的宏观绩效。第四,收入分配结构不仅对影响社会供给的直接因素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影响社会需求的直接因素也有极大的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在经济长期增长中具有纽带或杠杆的作用。谈判势力-收入分配-政府模型认为:第一,社会财富分配比例由相关利益主体的谈判势力决定,谈判势力包括市场势力和非市场势力两个方面,市场势力和非市场势力又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第二,市场势力源于经济因素,其强弱可以通过比较谈判双方的供求弹性、富裕水平来判断。第三,非市场势力来源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是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谈判势力存在差距,其变化具有宏观价格粘性,正是这个粘性决定了宏观市场不能自动出清。第五,从是否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角度,可以将政府分为欺弱型政府和扶弱型政府;前者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后者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第六,只有不同利益集团间的谈判势力差距较小的社会,民主与法治才能成为主导,只有建立在民主、法治占主导的社会基础上的政府才可能成为扶弱型政府。第七,任何谈判势力结构极不对称的经济体,经济长期增长都是不可能的。第八,任何试图促进国家或民族的长期繁荣的社会精英,顺应历史潮流致力于构建谈判势力对称的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第4章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作者认为:第一,前苏联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是因为其建立在公有产权大一统基础上的政府高度集权(这表现为极不对称的谈判势力结构)带来的生产要素可整合系数较大(以及其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第二,导致它崩溃的也是这个极为不对称的谈判势力结构及其产权安排——公有产权大一统。第三,或许,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前苏联而言,其解体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民众的基本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已有福利水平不可持续,而深一层的原因是极不对称的谈判势力结构。第5章是对市场经济机制下的拉美国家、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作者认为:拉美国家在20世纪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美国在20世纪的大萧条和滞胀都可以从谈判势力结构对称与否得到大部分的解释。较为对称的谈判势力结构为日本的“经济奇迹”准备了关键性的条件之一,而不对称的谈判势力结构也为拉美国家和美国经济的衰退准备了关键性的条件。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经历的滞胀,说明了国际谈判势力结构也影响着经济能否长期增长。第6章是以中国为例对转型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作者认为:中国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GDP高速增长、资源利用效率低、收入分配差距大、对政府投资和外贸的依赖度高的特征。我国当代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低,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势力低,而主要原因又是因为他们的非市场势力低,非市场势力低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的谈判势力。农民非市场势力低,可以归结到其富裕水平低、文化素质低、组织松散三个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农民的参政能力等来影响他们的非市场势力,而且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使得我国当代农民陷入了相对收入水平低的困境,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就成为必然。转型中的中国,较大收入分配差距使得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不足和政府主导投资以及对出口的依赖,政府主导投资又使得资源高效率使用难以保证;而国内资源不足又导致了对进口的依赖。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考虑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谈判势力结构的对称化,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经济增长陷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靠出口来拉动又会遇到)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经济持续增长与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多重困境。第7章是用第2、3章所提出的NPG模型来分析我国的工业化战略问题。作者认为:第一,工业化战略问题几乎连接着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所有重大经济问题。第二,一个科学的工业化战略必须要明确其目标和实现手段、而且其手段要能实现其目标、目标不能离开提高民众的福利。第三,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工业化,以下手段是必须的:改善生产资料初始产权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确定合适的政府职能并切实予以转变、改善公共财力支出结构、反垄断、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确定并致力于正确方向的产业的发展。第四,致力于中国崛起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其核心是调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结构,在国内扶持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通过调整非市场势力来弥补市场势力差距)以促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国际上提高我国的谈判势力(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等方面)。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构建的经济长期增长模型,通过福利经济学整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第二,本文将生产要素可整合系数引入经济长期增长模型,这比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仅仅从生产要素的数量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更接近现实,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具体、深入;最重要的是通过生产要素可整合系数将制度(主要是收入分配制度)引进了经济长期增长分析。第三,本文所构建的NPG模型以收入分配为纽带,强调从谈判势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体的绩效。第四,本文从谈判势力的角度来分析价格决定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和政府类型以及价格决定、收入分配和政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将经济增长理论与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以及政府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了。第五,本文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诠释了新型工业化。本文的局限和后续研究建议:第一,还有许多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如价值观、习俗、宗教信仰、文化、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本文没有讨论。第二,对于自然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也没有深入讨论,仅仅停留在强调这些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层次上。第三,对于我国究竟应该从何着手调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结构才是最优改革路径,本文也没有深入研究。第四,由于资料欠缺,本文没有对谈判势力作量化研究。对于本文上述局限和不足,都是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