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是我国近代民法沿革中所引入的一个西方法律概念,在我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正式明文规定的法律基本原则,确定了其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学界对公序良俗的研究与关注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对公序良俗的相关理论、观点也在不断更新,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泸州遗赠案”到前些年引起热议的“北雁云依案”,可以看出对于公序良俗适用的争议与讨论并未消减。在现代民法体系中,公序良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是当代民法的精神基石,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与“权利不得滥用”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在司法裁判中实现实质正义,保证民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不应是公序良俗相关理论研究的终点,而应是新的起点。公序良俗为“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公序”即为公共秩序,混合了法律和政治意涵,法学和政治学都对其作了规定,具体指向国家与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要求的秩序,强调与国家和社会利益相关的价值;“良俗”即为善良风俗,不同于公共秩序,包含了更多的良善价值,更强调伦理要求,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的秩序。风俗本身是一个事实意义上的概念,但与善良连用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概念,具有了道德评价的意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虽说有内容上的不同,但也有其同质性。公序良俗原则即是对行为人主体的“最低要求”,核心含义即为行为人在一切民事活动中均不得违背公共秩序与伦理底线,打破了只注重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民法理论,构成了对个体自由和私法自治的限制。对于公序良俗的追求出于人的自然理性,最早蕴含在古代的自然法观念之中,对于其在法律制度中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约3000年的古代罗马法。欧陆国家的立法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相继在法典化运动时将公序良俗写入民法典,公序良俗一跃成为众多成文法国家共有的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的规定不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典中,在英美法系各国的法律与判例中也有,其对应词是公共政策。在我国近代制定民法、发展民法的过程中,产生了传统的民事法律习惯与现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而公序良俗原则的引入,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此概念来自法律移植,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出现“公序良俗”的记载与表述,但公序良俗的实质内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礼”是我国公序良俗的核心内涵之一,是千百年积淀的文化符号与象征。公序良俗原则是对礼治传统的重建,也呼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根本价值。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总则编,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表述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吸收,公序良俗入法体现了该法典内含特定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特殊的民族伦理。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包括对习惯能否作为法律渊源进行审查;弥补成文法缺陷与法律规则漏洞;用于解释法律条款、对法官裁决的理由进行说理;实现存善去恶,培育公民善良品格,进行社会治理。司法裁判文书是研究我国公序良俗司法适用的重要素材。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显示,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广泛适用于民事领域各类案件,如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判断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解决婚姻、继承等各类家事领域纠纷等。在刑事案件中,公序良俗并不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大多在陈述案情的事实部分被提及,用于认定案件事实、划分当事人法律责任等。行政案件的有关判决多是在事实与说理部分引用了公序良俗对案件中的有关行为进行了评价。我国公序良俗司法适用存在的不足主要有:其一,“公序良俗的混淆适用”,包括术语的混用以及与其他法律原则的混用;其二,“向一般条款逃逸”,绕过可适用的法律规则或是将原则与规则并列作为判决依据;其三,“同案不同判”严重,在具体实务中对于类型案件的判决仍有较大分歧。其司法适用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公序良俗的适用条件,“穷尽法律规则”,正确处理原则与原则、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二是遵循谦抑性、地方性、适时性;三是加强类型化研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四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