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承诺、高溢价”的并购重组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不及标准的业绩补偿承诺到期。这条清晰暴露出的问题链已然突破了业绩承诺设计的初衷,严重背离了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处于中介地位的资产评估机构亦在该问题链的一再推波助澜中给予过高的并购资产估值。基于这一严肃的现状,如何使业绩承诺回归其应有的降低估值泡沫的作用,资产评估机构在面临有业绩承诺的标的企业如何进行正确的估值,这些疑问皆为本文的主要切入点,由果溯因落实在业绩承诺的签订与条款设置中。同时,关联交易也是并购重组中值得关注的特征,关联并购通常联想到“高溢价”后躲藏的“利益输送”动机,成为了大股东攫取利益利用的工具。与之相对的非关联并购,尤其是有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却往往会放松警惕,忽略了其“高估值”资产背后买卖双方交易定价的逻辑,成为了非关联并购轻易接受高估值资产的庇护伞。故研究非关联并购交易之于业绩承诺对上市公司并购资产估值的影响情况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因此,为促进资产评估行业的日益发展,尤其为规范作为我国新探索的创新契约模式的业绩补偿承诺,本文以“业绩承诺”和“上市公司并购资产估值”为出发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业绩承诺及其条款的设计对并购资产估值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途径,并从非关联交易的角度进一步分析。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发现,目前学者关于业绩补偿承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实施效果领域,围绕业绩承诺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展开探讨,更多的与高管激励效应、大股东操纵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相结合,对于业绩承诺对上市公司并购资产估值的影响研究较少。现有的实证结论并未过多地将视角转向资产评估领域,亦没有针对并购重组业绩承诺条款设置的细节拆分,轻视有业绩承诺的非关联并购下的并购资产估值,无法全面探究高估值资产所蕴含的未来预期收益的实现情况,因而该角度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重点。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实施并购重组且交易进度为已完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在回顾相关文献与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具体而言,先将各变量概念阐述清楚,列出简单的数理统计分析,就各勾稽的相关系数进行初步分析。然后在构建的回归模型里分别对业绩承诺及其条款细节对超额评估增值率进行实证回归,最后单独回归分析了非关联并购对超额评估增值率的调节作用,一一验证研究假设。得出的结论有:并购重组交易中存在业绩补偿承诺,会推高超额评估增值率,且业绩承诺程度越高,推高并购资产估值作用越明显;相对于单向业绩承诺,双向业绩承诺的超额评估增值率更高;存在变更条款的业绩承诺,其超额评估增值率并无显著影响;相对于关联并购,非关联并购的业绩承诺对超额评估增值率影响更显著。以上实证结果在更换变量计算方法的情况下仍然成立,顺利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拥有一些创新之处。首先是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在具有实务意义的业绩承诺上,对资产评估领域进行了补充与拓宽。与直接宏观的业绩承诺实施效果不同,本文选择从细分业绩承诺条款情况入手,去厘清各带来正影响却最终导致企业资产估值偏高的因素,然后就少有人关注的非关联并购的估值情况深入剖析。结合实证结果,力求探索业绩承诺作为约束工具该如何真正地对资产的正确估值起到应有的作用提出建设性的想法与对策,分别是:首先,要完善业绩承诺条款的设定标准,巩固业绩补偿承诺的法律保障;其次,要警惕非关联并购下的业绩承诺,遏制不良动机下的资产高估;再者,要恪守独立的资产估值机制,提升资产评估机构的职业性与独立性;最后,要建立承诺期后的评价机制,全过程追踪,不让业绩承诺成为一纸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