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在信息化社会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具有重要的人格属性和巨大的财产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冲击,网络跟踪、云储安全、个人信息买卖、黑市人肉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个人信息侵权的形态也呈现出明显的数字化、多样化、反复化等特征,对其的保护也呈现出很多现实问题。比较法上,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成就相对较高,特别是对告知同意规则的规定。告知作为同意的前置环节,只有充分明确的告知才能获得有效的同意,但告知义务履行面临着困境。我国2021年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告知义务履行的方式、期限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告知义务的主体、告知义务的内容规定过于笼统,对于违反告知义务造成个人信息侵权的归责原则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相关立法作出更细致的规定。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立法起步较晚,应以国际社会相对成熟立法为参考,又要立足国内的保护实践,促进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完善。我国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其架构和策略有待商榷。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形成三方主体关系,即个人信息主体、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及监管机关。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不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规定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但通过梳理分析发现,我国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内涵与欧盟的数据控制者内涵相似,参考欧盟相对成熟的立法,我国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体类型应当细化,包括自然人、法人、公共机构、行政机关或其他非法人组织。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关键主体之一,明确该主体的类型和范围,能更好地促进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履行,从而有利于告知同意规则的实际效用的发挥。其次,一般告知事项中,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内容还应增加“明确个人信息主体承担的法律后果”,明确该处理行为中个人信息主体承担的责任,一方面有利于个人信息主体谨慎授权,减少不必要的信息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在发生个人信息侵权的情况下,个人信息主体也可以基于心理预期及时进行救济;特殊告知事项中,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信息共享和传递时,应增加“告知接收方的个人信息保护能力”,这样既能保障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权,同时也顺应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逻辑体系。最后,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敏感信息采取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下,可以根据信息的不同分类采取二元归责原则,处理敏感信息的归责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一般信息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归责原则的完善有利于侵权责任的承担。因此,为了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确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是保护个人信息的有效手段。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同时立足于我国的实践现状来探讨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效果,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