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之一,《情人》这部作品是她的小说艺术登峰造极之作。在《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国就连续出版了多个译本,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杜拉斯热”。在众多译本之中,王道乾的译本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普遍接受。针对《情人》的众多译本,不禁让人对此有所思考：为什么王道乾的译本能在众多《情人》译本中脱颖而出?哪些因素促使王道乾创作出不同于一般译作的译本?有哪些因素对王道乾的译本在中国的接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情人》译本的比较,我们是否能够在译本接受研究上获得某些启示?本文将依据法国翻译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所构建的翻译批评方案对《情人》的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分别为王道乾,王东亮以及李玉民的译本。在贝尔曼的《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中,他提出了一个可操作的翻译批评方案——译文与原文的阅读,寻找翻译主体,译本对照,以及对译本接受的研究。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开展对翻译主体的寻找,根据贝尔曼的理论框架,分为译者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以及译者视域三个部分,以此构成翻译批评的支撑点；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展开译作与原作的对照,通过对译作与原作的比较与三个译作之间的对比,考察三个中译本各自的特点；在第一与第二部分的基础之上,论文的第三部分将分析20世纪80年代当时对王道乾译本接受的影响因素,分析该译本被普遍接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