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丁玲在於梨华、聂华苓等海外人士的积极邀请下启程访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项目,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月左右的时光。1982年启程回国后,丁玲先后撰写了二十余篇以访美见闻为主体的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发表于《新观察》《文汇月刊》等刊物,最终于1984年结集为《访美散记》出版。在晚年丁玲复出文坛后的生命历程中,访美以及访美文章的写作具有相当分量,其中不仅包含着丁玲对于美国这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和认识,也展现了晚年丁玲对“新时期”这一历史转折阶段的所感所思,甚至还为丁玲之后创办《中国》杂志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与启示。本文以丁玲晚年访美经历以及《访美散记》为中心,结合相关史料与作品,深入考察《访美散记》的历史语境和思想意涵,藉此把握“新时期”历史转折中晚年丁玲之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第一部分主要呈现了丁玲对于访美邀请的态度由拒绝转为接受、西方知识分子（以於梨华、聂华苓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对丁玲的态度由期待转为失望的双向转变。前者表明丁玲在晚年复出后依然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后者则体现了这种立场与西方知识界在冷战氛围中形成的事实认知、价值判断和期待视野的龃龉。即便是对中国怀有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的海外华人群体,也难以接受丁玲对“革命中国”的认识和表述。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聚焦于《访美散记》的两大核心主题:丁玲对北大荒经验的言说以及她的美国观。丁玲的北大荒经验及言说密切关联着她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丁玲的认识在当时并不被理解,这反映了“知识分子改造”话语在“新时期”逐渐失效。面对美国的“现代化”景观,丁玲以批判的姿态,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但同时她又受到“新时期”特定时代氛围与政治感觉的影响,因而其美国观也包含困惑、矛盾与犹疑。访美之行对于丁玲的影响,除了创作《访美散记》,还体现在丁玲创办《中国》杂志的文学实践中。丁玲以美国的文化氛围为鉴,试图通过《中国》杂志发扬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优越性;访美也使丁玲的文学视野更加开阔,对《中国》杂志的开放性颇有助益。但在日益体制化和市场化的“新时期”文坛,《中国》杂志最终夭折。总体而言,晚年丁玲与“新时期”的社会思想意识与文化生产机制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囿于时代,丁玲对于大步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认知深度有限,尚不能准确判断时代走向的问题;即便如此,丁玲秉承其政治信念,坚持“知识分子改造”,践行“群众化”文艺理念,仍与“去群众化”的时代潮流形成对抗。晚年丁玲在“新时期”的“不合时宜”,并非简单的“保守”,而是表现为充满张力的顺应和抵触、接纳和拒绝。因此,经由对晚年丁玲的研究,我们得以展开现代中国由“革命”转向“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丰富历史皱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