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白话汉语写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的新文学，仍然迷失在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阴影里，缺乏与之抗衡的膂力。20世纪初期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30年代初期的“文言复兴运动”，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50年代大陆“新诗格律”的论争，60年代台湾的“横向移植”，70年代“乡土文学”的彰显(台湾)，80年代“参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先锋实验，世纪之末“与国际接轨”的“一体化写作”，在几代人面向西方的“朝圣”和返回古代的“寻根”中，我们的现代汉语文学并没有完全走向世界，建立自己独立的传统。面对又一个开始的百年，面对又一个轮回的千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汉语文学?我们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汉语写作?已经成为一个跨越世纪的思考。 本文尝试从语言哲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首先对“汉语写作”这个大家常用但无人界定的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描述，认为“汉语写作”是一个凸现汉韵、面向经典、拓新语言的写作。然后，由此展开对全球化语境中汉语写作的当代症候进行剖析，并向后回溯历史，对汉语的文化意蕴和汉语写作的历史特征进行爬梳和总结。汉语是一种生命感强、诗性浓厚的艺术性的语言，但在思辨理性和终极价值的表达方面一直较为薄弱。汉语写作应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诗性的一面，同时，适当探索思辨理性的形而上的表达。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们的古代汉语写作实践，拓展、拓新了汉语作为语言本身的智慧空间，开辟了数千年来汉语文学发展的路线，并最终促成了汉语古代文化“轴心时代”的形成。在五四时期，文言白话的更迭，引领汉语的现代性生长，促使了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对接，开启了汉语古典文化(学)向现代文化(学)的转型。但是，由于白话与文言传统的断裂，造成了汉语审美属性的弱化；而欧化之后汉语，没有“化”得西方语言形而上的思辨理性或理性思维。 接着，本文着眼于当代汉语文学，厘清现代汉语的四大来源：古典汉语(文言文、古白话)、白话口语(方言、俚语、俗语)、欧化语式(翻译体、外来语)、新华语体(延安文风、毛文体)，重点分析当代精英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写作实践。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语言哲学的启示下，精英写作带动了汉语写作的语言自觉。一些作家主动疏离意识形态话语，从语言工具论，逐步上升为语言本体论的体察。而母语意识的苏醒，进一步强化了汉语写作者的自我身份。这种语言自觉或母语意识的苏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汪曾祺、何立伟、贾平凹们，在写作中润通古典汉语的根系，进行古典话语资源的现代重构；二、韩少功、李锐、莫言们，凫游于民间话语的海洋，开掘民间话语资源；三、余华、史铁生们，眺望欧西文思的绝峰，在西方语言的互文策略中寻找汉语的诗性之外的哲思表达。当然，这三种写作向度，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因为现代汉语本身就兼容了文言、白话和外来语言的诸多成分，但是，如何冶炼、熔铸成较为成熟的文学汉语，在不同的作家那里表现出不同的话语偏向和话语强度。 最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中，汉语写作必须在“自我”和“他者”的拔塑中建立一种处世不惊、屹然独立的文化立场，同时兼收并蓄、虚怀博大地容纳为我所需的异质文化，用成熟的汉语向世界文学贡献出一种涵括了东方文化神韵的审美形态。总之，当代汉语写作的精神指向，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写作实践积累，建立成熟、健康的现代汉语体系，并让这种体系能与古典汉语系统和现代西方语言体系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