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美地区的一股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被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于这一思潮承袭了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清晰严谨的风格，并致力于运用分析哲学和当代实证社会科学中的种种“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虽然自19世纪延续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若以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观之，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已显得粗糙，存在概念不明确、论证不严密、逻辑不连贯或表述不清晰等问题，因而他们主张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澄清和重构，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现代学科，进而更好地解释当今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后的数十年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苏东剧变和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出现重大悬殊;另一方面，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的正当性竭力辩护，将资本主义描绘为人类所能向往的最理想的社会形式。面对严峻的考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寻求应对的策略，他们最终给出的解答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对其价值和原则进行阐述”。由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将理论视域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从自由、平等、正义等角度为社会主义价值呐喊辩护。这就是题目中“政治哲学转向”这一提法的由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逐渐向政治哲学转移绝非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一方面，自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来，西方政治哲学迎来了它的当代复兴，这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自由、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主题的背景和契机。同时，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做了种种新的辩护，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坐视不理，他们对罗尔斯、诺齐克等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抨击和批判，并尝试构建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学说;另一方面，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实施自我调节，呈现出稳健的发展势头。这一切，使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前途命运，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诸多新变化已使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坚信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命题失去了部分事实基础，例如，经典意义上的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己无迹可寻;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使得“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富足图景日趋模糊。由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的未来在可预见的时期里并不明晰，那么就不应把过多精力置于历史“必然性”上，而要从“应然性”的角度，即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对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向人们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正义、更加平等，也因此更值得追求的社会形式，以鼓励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批判。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剥削是马克思借以揭露资本主义不正义之处的重要概念，但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更多地致力于解释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而缺乏对关于剥削缘何不正当的规范依据的研究。于是他们运用分析的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规范基础，譬如赖曼、佩弗等人重建了一种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剥削理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强迫劳动”对工人自由的侵蚀;而罗默、阿内森等人则重建了一种以平等价值为基础的理论，并以此批判了资本主义初始分配的不公正。总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剥削思想的分析和重建，提出了清晰有力的规范依据，并以此向人们揭露出资本主义在繁荣之下所掩盖的不正当面目。
　　第二，对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判和驳斥。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和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大“教条”，它们分别为福利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尽管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尽可能地融入了平等价值，但他主张的平等并不彻底，其差别原则仍然为不平等留下了余地;而诺齐克的权利理论则公然为不平等的财产权辩护，甚至污蔑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瓦解了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所作的辩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驳斥了自由主义的“正义”之后，还为社会主义的“正义”发声。他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义思想为依据，提出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观，譬如，科恩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和共享原则，尼尔森则重建了一种系统的激进平等主义理论，他们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规范价值的探讨，向人们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正义、更值得向往的社会形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有助于鼓舞和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信心，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和目标的执着值得我国学习，他们的某些理论成果亦可供我国借鉴。但是，在他们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思路中存在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产生了怀疑，并进而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纯粹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辩护。寻根究底，产生这种悖谬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和对辩证法的拒斥。
　　就文章内容而言，本文第一章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总体概况。本章首先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进行了梳理，然后阐明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即这一思潮的“分析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种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产生和特征的研究，为接下来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铺垫了基础。
　　第二章探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界定、背景和缘起。本章首先对这一转向的主体和内涵进行界定，析清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员范围、他们在转向前的研究领域以及转向的具体发生;然后考察了这一转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缘起，勾勒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总体轮廓。
　　第三章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序曲”，即发生于英美地区的一场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宏大论争。本章首先阐明这场论争如何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序曲，然后以四个子问题为轴对这场争论进行全景式的描绘，以揭示这场大论争中所涉及的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以及它如何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准备了条件。
　　第四章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即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批判。本章首先阐明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缺乏道德维度的判定，并厘清了他们重构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规范原则的诸种思路;然后具体考察了他们基于自由和平等两种核心规范价值对资本主义剥削所进行的道德批判。
　　第五章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具体表现，即对当代自由主义正义观进行的批判和反驳。本章首先阐明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批判，然后阐明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的批判，最后阐明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与当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观。
　　结语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给予我们的启示，对这一理论转向中诸种观点的不足、偏颇之处予以批判，并基于这一转向进行了一些拓展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