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国持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规模,在弥补国内资本紧缺、技术落后短板的同时,作为“世界工厂”承载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了早期中国经济的飞快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新常态”对我国引进外资提出新目标,不再片面追求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而是侧重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质量。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加快,投资范围日趋广泛,已呈现出与外商直接投资并行增长的趋势。为此,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可见如何统筹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关于OFDI和IFDI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表现为已有较多文献基于全球价值链、集聚经济、门槛效应等角度证实了中国IFDI对OFDI的影响,关于中国OFDI影响IFDI的文献较少,仅局限于影响机理的定性研究和二者互动效应的简单探究上。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视角,探讨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IFDI质量的影响。首先,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本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资质量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测算方法的确定和相关分析,发现我国双向FDI质量和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然后,对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并进行变更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划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间段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确实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媒介影响IFDI质量,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取—母公司向国内产业的技术传递—产业间的技术扩散到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链式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国内产业升级会通过要素集聚效应、竞争效应、国际产业转移承载力加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政府政策性扶持五个方面实现引资质量的增长;（2）产业结构作为中介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IFDI质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较低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会阻碍高质量IFDI的进入,而跨越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将有利于IFDI质量的提高;（3）OFDI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产业结构传导机制对IFDI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IFDI质量的产业结构传导机制存在,且中部地区表现优于东部地区,但是西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产业结构影响IFDI质量的路径不畅通。最后,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重视与国内产业结构相契合的技术寻求型OFDI、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方向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和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