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包公戏的界定历来标准不一,本文认为包公戏的构成必须具备四大要素:施暴者、受害者、包公及其审案情节。在上述要素中,施暴者和受害者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冲突围绕他们展开,最后由包公出场,经过审案,解决或缓和双方的矛盾冲突。据此,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都可视为包公戏。元代包公戏共有11本杂剧和1本南戏。全文围绕元代包公戏在艺术表现方面取得的成就展开论述,具体分为元代包公戏剧本中包公的塑造方式和形成过程、元代包公戏剧本的模式化和元代包公戏剧本中插科打诨的喜剧化效果三个部分。元代包公戏剧本中包公形象具有神化和平民化双重特点,包公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形象,包公形象融入了范仲淹的事迹,并且使用了塑造英雄人物的思维定势。包公被神化和美化是元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流传过程中的再创造所致。元代包公戏剧本的情节具有模式化特色,剧中人物形象具有类型化特色。情节模式化具体表现为贪淫破家模式、贪财破家模式和豪强欺压百姓模式,人物类型化则体现为儿女夫妻中丈夫形象与妻子形象具有趋同性、半路夫妻中丈夫形象与妻子形象具有趋同性和恶人形象具有趋同性三个方面。其原因可以从元代戏曲产生发展的思想土壤和文学样式自身的特点两个方面进行探究。元代包公戏剧本中使用了大量的插科打诨,使剧本中的悲剧呈现喜剧化特色。主要有受害者的插科打诨、包公的插科打诨和其他人物的插科打诨三类。插科打诨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使剧本呈现“含泪的笑”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是由观众和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和儒家的审美传统决定的,和观众和创作者的道德评价和情感趋向也有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