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1日中国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基金的设立并逆市发行，标志着我国公募基金步入了开放式基金时代。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的开放式基金已迅速赶超封闭式基金，成为当下中国家庭配置资产、参与投资的主要选择之一，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行为也逐渐引发关注。当今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业绩排名热潮愈演愈烈，月度季度业绩排名带来的明星基金光环，及其伴随着的投资者认购量提升、基金规模扩大以及高额管理费收入，不断蛊惑着基金管理者为追求短期高业绩，而采用激进的高风险投资组合，甚至产生道德风险去牺牲长期收益。这也引发了基金行业恶性竞争乱象和短线盛行的风气，给投资者的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行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不稳定性。
　　早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就试图从基金业绩给投资者传递的信号作用角度来研究基金市场资金流量的变化机制，开始集中于研究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的关系(PFR)，得到了PFR正相关的结论，并提出PFR并非是对称的而是一个凸函数。收益排名靠前的明星基金会产生“明星效应”吸引资本市场上超额的资金流入，而收益排名垫底的绩劣基金并不会相对应的引发“垫底效应”导致超额的资金流出。而多数早期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发现基金短期回报率与资金净流量（PFR）为显著负相关，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存在着惩优罚劣的“赎回异象”：投资者的资金流向并非正向的追逐业绩反而进行“反向选择”，惩罚明星基金而追逐绩劣基金，同时认为国内没有如美国共同基金普遍存在的“明星效应”。近年来国内相关新近研究成果对此结论的质疑此起彼伏，再次将开放式基金市场PFR关系以及投资者行为研究推向热潮。
　　全文的基本逻辑架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介绍选题背景和基金市场概况，界定了本文的关键概念和研究目的，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研究成果差异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是对基金市场双方行为的理论分析。分别从行为金融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对基金市场的投资者行为逻辑做了分析，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为逻辑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理论假设；第四部分是采用2015年-2018年四年16个季度的最大截面为149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非平衡面板数据，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础模型、明星效应模型、超额反馈模型和基金系溢出效应模型，层层深入地研究了PFR、赎回异象、明星效应以及基金系的溢出效应。第五部分是文章结论，并结合中国基金市场的现实情况对三个市场主体提出了改进性建议。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市场中，基金业绩与资金净流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当期、历史期、短期、中长期业绩基准下均适用，但历史中长期业绩最为显著，是基金管理者最应当关注的指标。投资者总体上来说都是追逐业绩的，不存在资金流向奖励绩劣基金而惩罚绩劣基金的“赎回异象”。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明星效应”，明星基金能获得超额的资金流入，即投资者对明星基金趋之若鹜，而绩劣基金却不会获得超额的资金流出，在“禀赋效应”与“损失厌恶”等行为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投资者并不会果断放弃手中持有的绩劣基金，倾向于选择继续持有绩劣基金等待回本，导致基金市场上资金流量的“优胜劣汰”机制对于绩劣基金的惩罚不够。
　　论文的创新点在于：（1）运用了最近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保留了截面数据完整性，扩大了样本容量，提高了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2）分别建立了基础模型、明星效应分段模型和超额反馈模型，层层深入的研究了PFR、赎回异象和明星效应；（3）创新的增加基金系的溢出效应模型，完善了PFR传导至家族基金阶段的相关研究；（4）采用当季原始回报率、滞后季度回报率、滞后年度序数回报率和基数回报率作为业绩度量指标，兼顾了本期和历史期、短期和中长期、绝对值与相对值的数据差异，提高了研究的稳健性；（5）运用行为金融学与现代心理学理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分析，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基金管理公司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道德风险的改进方案。研究考察到了行为金融学和心理学这些国内外学者鲜少涉及的角度，能为PFR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