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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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官吏经济犯罪的表现及惩治,对于探索秦代刑律体系及吏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不断公布的秦及汉初法律简牍,为进一步研究秦代官吏经济犯罪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立足于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简牍资料及相关传世文献,以官吏经济犯罪的不同类型及其惩治为中心,运用二重证据法、归纳对比分析法、多学科结合等研究方法,对秦代官吏经济犯罪的表现及惩治进行了梳理分析。考虑到不同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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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官吏经济犯罪的表现及惩治,对于探索秦代刑律体系及吏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不断公布的秦及汉初法律简牍,为进一步研究秦代官吏经济犯罪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立足于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简牍资料及相关传世文献,以官吏经济犯罪的不同类型及其惩治为中心,运用二重证据法、归纳对比分析法、多学科结合等研究方法,对秦代官吏经济犯罪的表现及惩治进行了梳理分析。考虑到不同的量刑及惩治区别,本文将秦代官吏经济犯罪的类型分为盗窃、受财、渎职、过失四种。通过对不同官吏经济犯罪的内容及其惩治的梳理分析,可知秦对官吏的经济犯罪不仅网罗严密、从严而治,且对不同经济犯罪的惩治也各有特点:第一,通过对秦代《盗律》量刑规定的复原及对求盗、害盗“别徼而盗”的惩治分析,可以发现当官吏作为盗窃犯罪的主体时,无论是监守自盗还是共同盗窃,都要在普通盗罪的基础上施以不同形式的加罪。第二,除了对司法治狱过程中的官吏及其亲属受贿的严格规定,秦代对于新地吏的受财限制具有更为全面和严格的特点。原因不仅在于新地吏之中存在着相当部分的有罪之吏,同时还出于秦统治者对于新地吏的防范、缓和新地内部吏民矛盾等考虑。第三,官吏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渎职经济犯罪,对秦代吏治及政策施行造成了极大危害。其中秦简所见对官吏“为私利”的惩治体现出了秦对军队建设的重视,而造成对不同“为私”经济犯罪量刑之差异的原因则是官吏所为私利的含义外延过于宽泛,事责有大有小,因此难有统一标准。第四,官吏的过失经济犯罪属于“公罪”的范畴,其核心为官吏主观上的“非端为”,因此对此类官吏经济犯罪的惩治基本以赀刑为主。而在其惩治中又以赀刑与连坐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加强各级、各机构官吏的工作协调与配合,而通过同级、上下级之间的横纵监督,又间接对责任官吏的内部监察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综合对各类官吏经济犯罪的分析可知,秦代官吏经济犯罪的惩罚原则大致包括刑律结合及具体量刑规则两大部分。其中《盗律》和赀刑的作用尤为重要,刑罚与律令结合,实现了对各类官吏经济犯罪的惩治覆盖。而从“数罪从重”和“累论”两大具体原则之间的配合取舍关系入手,可知秦代对于复杂官吏经济犯罪案件的量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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