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联，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题中之义。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事关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意义非凡。我国目前有二亿多农民工，这个群体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渐趋壮大的。他们进城务工的历史进程，不仅仅是经济收入增长和视野开阔的历史，更是政治权利改善和利益表达渠道拓宽的历史。农民工作为我国日益成长的新兴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城市和农村的繁荣进步的中流砥柱。但他们对我国公共生活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呈现出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不平衡现象。农民工群体所享有的政治资源相当匮乏，他们的政治诉求无法及时有效地成为公共议题。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表演性质的行动表达这个群体利益诉求，从中展示作为弱者的武器的现实力量。实际上，政治话语权的缺乏是造成该群体在经济生活中，价值创造与收益失衡的原因之一。因此，所谓的经济影响力也仅限于被动地推动着我国经济向前，而并没有关涉自身福祉的话语权。具体到政治参与问题上，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实际上处于政治排斥状态之中，这对于农民工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生活的改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文明推进都具有阻碍作用。现代政治追求在共同体所有成员中实现权利的平等与利益的分配正义。从社会成员角度讲，农民工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改善和增进经济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其政治地位与公民身份的应有肯定和尊重。从国家角度而言，长期无视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权益，既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现实中又不免承担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如果我国的2亿多农民工在政治领域出现集体失语，无疑将对社会秩序形成潜在的巨大影响。农民工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处于比较特殊的境地。有序的政治参与制度内通道虽然并不少见，但农民工真正进行政治参与比例不高。相反，党和政府政策法规禁止的非制度化参与案例却层出不穷。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划定了其政治参与的基本界线。农民工民主权利的真正享有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与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在我国，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公共听证制度、信访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的参与制度与农民工的实际上的政治参与过程不相适应，有着制度空置的缺陷。虽然有政策条文规定的参与渠道，但因其缺少保障机制而流于表面。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进程中，经济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是各级政府永恒不变的主题。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好坏，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不发生大量农民工聚集式的群体性事件，政府不会出面关注民主法制层面的这些问题。制度虽然存在，并在宏观领域内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撘建了平台，但却没能使大多数农民工在这种制度环境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我国公民总体政治参与状况也并乐观。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如果不与自身利益相关联，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则很难寻到踪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高，经济收入和居住环境不稳定，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更加令人堪忧。不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公民不参与公共生活，只是作为个体，农民工在体制面前过于渺小，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很少。作为群体，只是经济层面获得城市社会和相关政治安排的认可，其政治参与的地位在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人大已初露端倪，但在具体政治过程中制度内的参与地位不高，参与机会较少，甚至处于政治排斥的沉默状态。不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效果如何及有没有把握政治参与的机会，制度环境为农民工政治参与设定了选举、投票、舆论参与、个别接触等合法的方式进入政府过程。与此同时，农民工以制度外的罢工、自杀式威胁等激进参与为表现形式政治参与案例常有发生，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从农民工的政治常识和政治态度来讲，农民工对于国际国内的基本政治知识掌握相对缺乏，说明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训练，缺少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平台。同时，农民工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活动的价值认知相对模糊,政治关心呈现喜忧参半的特征,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偏弱,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较高。也是研究制订农民工参与政治战略的关键所在。选举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选举型政治参与呈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双重边缘性。无论不参与选举的理由是没机会、没资格、没时间、没经济实力、没兴趣，都使这个群体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基本权利在无形中丧失，社会共识难以得到有效凝聚。在有限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政治参与的功利性、不均衡性，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等特点也比较明显。表明政治参与的动力与阻力来自于利益驱动、经济条件和自身素质等因素。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很难阻断，候鸟型与常住型的农民工虽然有所区别，但他们在政治权利享有与表达方面并无二致。沉默不代表真正的软弱。制度环境设计的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受阻，他们又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需要利益表达进而影响政策过程及结果的强烈需求。这种政治参与需求与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错位，造成了农民工在体制外寻求出路的局面。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农民工善于利用日益完备的信息资源，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运用斯科特笔下的“弱者的武器”，更多的是以非制度化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政策出台的过程。“弱者的武器”再弱，也只是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社会或者特定人群的轻微反抗。在阶层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社会生活中，农民工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的事件比比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容易与违法犯罪的暴力活动相互关联与相互渗透，对政治稳定和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及参与形式，一般受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的制约。“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政治机制、公民个体的行为偏好等方面。[1]”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农民工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政治领域中也迫切要求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随着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对自身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公民在国家政策制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增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是否能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总体上看，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政治参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有了参与的可能性和制度安排。制度机制、组织化程度、参与成本、参与主体的素质能力、政府作为情况等多种因素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指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民工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影响政府的政策过程，表达自身的政治权利愿望与要求，减少政府的政策失误，使政府运行整个过程与“公意”相一致。这有利于保持政治过程合法性和有序性。具体而言，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又能提升农民工政治素质，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还能推动我国公共决策民主化合法化过程，促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诸多，若想有效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一是要树立公民本位的精神，并从制度安排入手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及政治参与问题。只有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才具有解决的可能性空间。二是改革和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机制，拓展参与渠道。同时，政府应应大力培育农民工社团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工自组织能力，以实现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协商民主，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素质教育，如文化教育、法律教育、政治技能教育、民主意识教育等，以增强农民工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