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是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在网络犯罪领域的具体应用,关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以及应当如何划定其处罚范围,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按照传统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的犯罪意图,并具有积极提供帮助的故意,客观上为犯罪结果的促成贡献了因果力,即可认定为帮助犯。但是倘若帮助者虽然隐约知晓他人的犯罪意图,却与他人之间并没有意思联络,也无法肯定其具有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又应当如何处理?这便是网络时代留给帮助犯认定的一项难题。在网络犯罪模式不断发展的情势下,使得各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犯罪意思联络逐渐减弱,甚至有些网络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正犯行为更甚,于是便有学者提出将帮助行为提升到正犯行为的高度进行处理,我国相继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罪名以及出台了若干相关司法解释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一立法趋势。同时也说明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在特定情形中确实具有刑事可罚性,但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还是应当采取限制解释的态度而不能统一入罪。通过新增罪名的形式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入罪没有明确依据的问题,却也存在着罪名空置、适用范围不明的实际情况。还是应当从中立的帮助行为这一理论的本质出发,结合首次将中立帮助行为拉入大众视野的“快播案”,着力于对理论的基本范畴、可罚性及其依据、可罚性的边界范围以及作为类型化主体的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认定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