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听证是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对于确保行政机关公开、公正地行使行政权力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听证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西方的自然公正原则。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关注到了行政程序的价值,首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目前,我国并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听证主要选择在重点行政行为领域制定听证程序的路径,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详细来讲是因为我国在这一制度借鉴过程中未做充分的本土化研究,对自然公正原则产生了误解,未经思索地将“听证”当成了“正式听证”且一并采纳了具有司法型特征的听证程序。即便后来在学理上区分出了正式与非正式听证,但我国仅对正式听证程序作出了规定,而非正式听证主要指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其程序设置通常极为简单,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听证程序构成要件。正是这样的误解导致我国对正式听证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使得其范围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争议,如权利保障的片面化以及权力制约的形式化。因此,文章在明确正式听证概念的基础之上,规范其适用范围,旨在面向重大且复杂的行政行为时,能够适用正式听证程序,最大程度的保护相对人利益。文章以行政正式听证的法理基础为线索,概括了我国行政正式听证的理论争议及其范围的实践争议,通过比较我国与域外主要国家行政正式听证范围的法律规定,对影响其范围的划定模式、划定标准以及基本构成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最后从明确正式听证价值取向、制度的构建以及具体的立法措施等方面对我国正式听证范围提出相应的完善途径。希望在明确正式听证概念的基础上,确定立法模式、理清范围标准,使得正式听证范围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