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对夫妻离婚财产协议的效力的讨论,都是在法定夫妻财产制对第三人仅具有债权效力的前提下进行（债权说）;在债权说下,因夫妻无论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都不会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所以没有必要区分夫妻离婚财产协议中处分的是夫妻个人财产和夫妻共有财产。但是,不管从罗马法以来的法定财产制在历史中的功能来看,还是从目前各国夫妻财产制和我国的实证法规则来看,夫妻财产制属于独立的物权取得规则,依夫妻财产制取得物权并不会因没有采取物权法的公示而使其效力减损,夫妻共有具有完整的对外效力（物权说）。基于物权说,对夫妻离婚财产协议的性质要根据其处分的夫妻财产的权属不同,借鉴债权说中“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予”和“清算协议”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此外,从区分实益来看,以夫妻离婚房产权属约定能否对抗强制执行为例,物权说相较于债权说能更好衡平家庭法与财产法之间矛盾,从而实现了《民法典》内部逻辑与体系的统一。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分为六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家庭法的特殊性,重申家庭法的特殊性,反对财产法规则不经家庭法特殊制度衔接而在家庭法直接适用;同时也对过分强调家庭法的特殊性,对只要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就特殊处理的观点持保留态度。在《民法典》时代解决此问题基本思路是,竟可能弥合已有的家庭法与财产法之间的裂缝,在法定财产制有限范围内解决夫妻离婚财产协议的问题。第二部分,研究了罗马法上和比较法中的法定财产制关于物权变动的内容,以及法定财产制本身对妇女保护的功能是如何通过赋予其物权变动效力来实现的。主张法定财产制是家庭法上特殊的物权变动,并不需要遵守物权公示原则,依法定财产制取得物权既有完整的物权效力。这一观点与债权说假设前提完全相反。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法定财产制与夫妻离婚财产协议的关系,基于法定财产制在物权变动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夫妻离婚财产协议的所处分的财产的特殊性——即有团体属性的共同财产,又有个体属性的个人财产。因此明确反对现有的将夫妻离婚财产协议不加区分的归类为“夫妻之间的特殊赠予（给予）”或者“夫妻财产清算协议”的观点;而是主张按照夫妻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分别定性,处分个人财产的协议属于夫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予,处分共同财产的协议属于清算协议,并按照不同的类型分别规制。第五部分,具体说的证成。就“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予”而言,仅限于夫妻之间的个人财产的处分,赠予人并不享有赠予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但是在赠与人生活困窘或受赠人恶意伤害赠与人等法定撤销权的情形,赠与人仍然可以基于《民法典》464条参照适用赠予合同的法定撤销权规定,撤销赠予。因属于赠与,自然适用诉讼时效,超过诉讼时效的赠与人享有抗辩权。就财产分割的“清算协议”而言,仅是在协议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适用,在清算协议中并无存在撤销权的可能,即使在清算协议中约定将夫妻一方将共有的份额全部归属于另一方的情形时,也不能例外,并且共有的财产的分割请求权并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制。第六部分,“具体说”优势的例证,以夫妻离婚房产权属的约定为例,“具体说”相对于统一处理的优势。首先,明确反对赋予夫妻离婚财产约定具有对抗强制执行的效力,因为此种主张不仅进一步消弭了债权与物权的区分边界,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法和财产法的对立,进一步撕裂民法的内在体系,并且会使债权人和夫妻一方都陷入全有或者全无的保护困境;其次,反对夫妻离婚财产协议的效力并不表示对夫妻离婚协议中约的财产权属的一方不具有保护的价值,而是认为只有在共同财产清算协议情形中,因约定一方本来就基于夫妻法定财产制享有的共有份额,可以基于物权所有人的权利排除强制执行;而在“特殊赠予”中,无法通过法定财产制对约定财产所有人进行保护。若此,不仅避免对债权人或夫妻一方的全有或全无的保护,又能实现财产法、家庭法、执行法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