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一支高素质、高技能、善经营的农民队伍,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防止贫困人口返贫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尤其是自“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利好政策的强大推动下,农民培训工作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然而,虽然农民培训体系的不断膨大,但是当前农民培训的质量堪忧,培训效果不佳,作为主力军的职业教育更是在参与农民培训的过程中陷入多重困境。所以在实践场域,尤其是在集农民培训项目承接、规划、分发、组织以及考核为一体的县级场域,如何形塑一套规范、有效的农民培训秩序,进而通过有序的农民培训积累乡村人力资本助推乡村振兴,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显得必要而且急迫。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农民培训,将场域理论以及多重治理逻辑作为研究理论基础,综合采用文献法、访谈法、案例法,旨在管窥县级场域农民培训的秩序样态,而且亦为县域农民培训治理提供思想资源。县级职教中心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其具有实施农民培训的天然优势。就其本身的实践特点与价值导向而言,县级职教中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县域农民培训场域的不可替代性,这也决定了其对县级职教中心农民培训项目实施的价值诉求是制度保障与实践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具体表现在县级职教中心农民培训项目实施中,反映为工具性与人本性、职业性与实践性、专业性与全面性等互合共嵌的价值特征。然而,在县域,由县域行政科层组织、民办成人职业培训机构以及县级职教中心共同构成了县域农民培训场域独特的结构关系,它们基于自身对权能、利益、制度、策略等相关变量的考量形成自己的行为逻辑,从而支配着各自具体的行为及表现。其中,县域行政科层组织以程序为导向秉持“向上负责”的行政逻辑,展现政绩意志与各行其道的行为倾向;民办成人职业培训机构以利益为导向秉持“效利为先”的资本逻辑,展现“重量轻质”和权资合谋的行为倾向,县级职教中心以育人为导向履行职能的服务逻辑,展现“动力驱动”与“能力支撑”的行为倾向。理想状态下,一个健康生态的县域农民培训场域有赖于县域行政科层组织、民办成人职业培训机构、县级职教中心三个行动主体的“在场”与“互动”。然而,通过对贫困县的农民培训项目的调研发现,县级职教中心在不同逻辑的干预下,在县域农民培训场域中普遍处于“被动执行”“有意规避”以及“主体缺场”的边缘化的秩序状态之中,具体表现为“行政发包”下的被动执行、“行政制约”下的有意规避以及“权资共谋”下的主体缺场。所以,在乡村振兴的图景下,重构县域农民培训场域的秩序结构势在必行。在县域政府统筹、民办成人职业培训机构参与的前提下,县级职教中心应从边缘走向中心,提出将其打造成为县域农民培训“枢纽型平台”,以发挥其在县域农民培训场域之中的重要角色和桥梁纽带功能。作为“枢纽型平台”,县级职教中心的核心定位是服务,具体发挥组织实施、资源聚合、协作管理的职能,不仅起到保障农民培训质量的基础性价值,还发挥重构县域农民培训秩序体系的生成性价值,以及助推县级职教中心振兴的增值性价值。在实践场域,要真正将县级职教中心建设成为县域农民培训的“枢纽型平台”,需要县级政府、县级职教中心以及民办成人职业培训机构多重主体重点围绕治理理念、治理体制以及治理机制多向发力。其一,通过审视农民培训的价值意义,明晰县级职教中心的职能、县级职教中心自觉嵌入等途径转换县域农民培训的治理理念;通过变“指令治理”为“授权治理”,换“分散治理”为“统筹治理”的路径优化县域农民培训的治理体制;通过建立以合作为纽带的协同机制、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机制、以质量为核心的评价机制以及以资源为支撑的保障机制,以此来创新县域农民培训的治理机制,保障县域农民培训得以有序规范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