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央开始聚焦中小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问题逐渐引起重视,如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城镇化占用耕地、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等诸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所以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政策评价的标准。国家11个相关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其中规定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分为省、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几个层面进行,并于2018-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哪些具体措施值得其他未试点城市借鉴。在此背景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为研究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良好的样本。本文基于2007-2019年浙江省16个县级市和2006-2019年四川省13个县级市的数据,利用消费者效用函数得出的居民福利为变量,通过回归控制法构建“反事实”,对试点方案政策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测算了其对中国浙江省县级市和四川省县级市居民福利的影响程度,并采用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基于量化空间模型的城镇居民福利核算框架,分析居民福利的构成要素和驱动因素,结合生产性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两个区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居民福利差异进行比较,以及对造成此差异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浙江省义乌市和四川省阆中市在同一政策下的政策效果呈现相反的结果,新型城镇化政策有效地提高了义乌市的居民福利水平,对于阆中市,则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关于浙江省义乌市的分析,余姚市因存在极端值而被剔除。而余姚市和四川省阆中市具有不同于义乌市的共性,二者在政府支出性结构等方面存在相似性,与试点政策不匹配。第二、居民福利分解的结果表明,试点政策的重点在住宅投资部门,但消费是影响居民福利最重要的部门,而住宅投资的增加减弱了消费需求,长久看来,不利于居民福利的持续性增长。第三、城镇化的过程中,试点政策效果较好的义乌市公共服务出现提升,且政府发展偏向有所下降。相对应地,浙江省和四川省生产率的相对作用均出现下降。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地方性政策引导,因城施策;优化外部条件,刺激消费;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公共服务效率;西部充分借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