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极端天气频发,气候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要我国要力争在2030年以前实现碳达峰,争取在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碳减排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受到贸易战、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危机等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安全问题凸显,提高我国的能源安全也成为了未来能源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不论是碳减排还是提高我国的能源安全度,都与产业绿色转型紧密相关,产业绿色转型不仅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碳排放,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减少我国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提高国内的能源安全。因此,探究能源冲击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同的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结合产业绿色转型这一核心问题,本文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分析不同的能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产业绿色转型在提高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第二,从碳定价的角度研究了碳交易政策与碳税政策之间的区别,并探究了金融摩擦在碳定价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中的作用。第三,研究了可预期的碳税政策与不可预期的碳税政策之间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碳税收入的不同使用途径对宏观经济及产业转型的影响。第四,从双支柱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及不同的双支柱政策搭配对产业绿色转型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外生的能源冲击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不同的能源冲击,其影响机制不同。其中,外生煤炭冲击主要会通过影响火力发电来影响总产出,由于我国的电力价格未完全放开,在外生煤炭冲击下,火力发电成本上升会导致火力发电量下降,进而导致工业生产所需的电力供应不足,产出下滑。外生的石油冲击主要通过影响货币政策来影响总产出,与煤炭不同,石油的使用范围较为广泛,其价格上涨对工业品价格的影响较为显著,进而会导致货币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总产出下滑。根据反事实分析和福利分析,我们发现,可以通过产业绿色转型来缓解外生煤炭冲击,同时,可以通过与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及产业绿色转型来缓解外生石油冲击。产业绿色转型不仅有助于实现碳减排,还能有效的提高我国的能源安全。第二,不论是固定价格的碳税政策还是浮动价格的碳交易政策,其在短期都会对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长期则有助于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达到更高的均衡水平。通过将碳定价政策与碳交易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本文中主要是在交易政策中设定碳交易价格上下限）,可以有效的缓解碳减排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经济波动,也有助于碳交易市场更好的适应当前的技术环境。在纳入金融部门违约风险情况后,发现,金融部门所持有的资产价格下降所导致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和金融部门的风险规避效应都会放大碳定价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纳入碳减排目标的双支柱政策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碳定价政策所导致的短期负面影响。在碳定价政策下,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在短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这主要是由于结构性调整所引起的短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在短期可以提高一下对此种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此时,通过加大绿色产品供给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结构性变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第三,不可预期的碳税政策会导致经济在短期直接出现衰退,而可预期的碳税政策与不可预期的碳税政策不同。可预期的碳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和碳排放量的影响是先正向后负向,这主要是因为绿色悖论效应造成的。即当企业预期减排政策会导致未来手中所持有的化石资源越来越不值钱时,会增加当前对化石资源的使用,进而导致碳排放量和产出在短期都会出现显著的上升。通过将产业结构进一步细分后发现,增加化石能源与化石部门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增加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或增加下游绿色产品占最终产品市场份额均可以增加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的波动性。在考虑到碳税政策的使用用途后发现,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上游清洁能源部门时,碳减排的幅度最大,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下游绿色产品部门时,碳减排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当对下游棕色产品部门征税时,碳排放量的下降幅度虽然不如碳税,但其对经济负面影响较小,同时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增强碳税的政策效果。第四,宏观审慎政策在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加大对绿色产业部门的支持可以有效的提高绿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对抑制棕色部门的资产搁浅风险的作用不大,而通过加大对棕色产业部门的惩罚则可以有效的缓解棕色部门的资产搁浅风险,但此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使得在产业转型初期,需要同时使用绿色支持政策和棕色惩罚政策来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通过将宏观审慎政策进一步细分为差别风险加权因子政策、差别信贷政策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后发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更有助于支持绿色发展,风险加权因子政策更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信贷约束政策则会促使风险在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流动。其中,风险加权因子政策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主要通过改变资产的风险溢价进而影响企业融资活动,信贷约束政策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途径进而影响企业的融资活动。在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警惕绿色科技泡沫,当绿色产业市场份额较小时,负向的绿色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但随着绿色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影响会随之增加。第五,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其中央行直接购买市场中居民所持有的绿色资产对总产出及绿色投资的影响最大,而对于央行再贷款政策和央行购买银行持有的绿色资产政策,央行再贷款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显著弱于央行购买银行持有的绿色资产,而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后者。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搭配,当再贷款政策与绿色差别准备金率政策相搭配时,再贷款政策对银行杠杆率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适中,当央行购买非银行主体持有的绿色资产与绿色差别准备金率政策相搭配时,能带动的绿色投资较大,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也适中。而对于央行购买银行持有的绿色资产政策,当其与绿色风险加权因子政策相搭配时可以有效的稳定金融系统,但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较小,当其与绿色差别准备金政策和绿色信贷政策相搭配时,其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较大,但对经济和金融波动下影响也较高,这表明当选择央行购买银行持有的绿色资产政策时需要在经济波动、金融稳定和绿色产业发展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