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关系到个人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及利益诉求的实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均将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原则,但这一核心原则正在经受信息产业发展和大数据技术革新的时代背景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既有的知情同意原则具体规则难以适用于当前数字经济社会的具体实践,甚至出现告知形式化、同意宽泛化等具体效用失灵问题,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具体规则与要求亟待改进与完善。本文首先关注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领域即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基本理论与概念问题,对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法律属性作了界定与分析。具体而言,个人信息是一种具有信息本质的以可识别性为核心判断标准的民事权益客体。其在民事法律框架当中作为一项人格权益客体被《民法典》所确立,但其上附着了多方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因此个人信息实际上是一种复合型的权益束。而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当中发挥了风险防范与利益平衡的重要功能,作为一项具体法律规则被相关立法确立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重要前提。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有关立法现状与具体适用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正在面临的具体问题。从立法规定上看,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相关规定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且大部分知情同意的具体规定法律层次较低,甚至不具有强制力;个人信息在不同的立法当中的法律概念并不统一,由此导致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范围无法明确界定。从具体适用上看,我国知情同意原则的告知要求不够明确,导致其具体适用出现困难;在当前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知情同意原则与现有信息处理技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传统知情同意的具体形式要求实际上为个人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主体带来双重负担,并且个人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主体二者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差异越来越悬殊,知情同意原则的平衡功能难以发挥具体效用。在理论研究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欧盟和美国的域外制度经验,本文得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完善建议。在明确了三方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与建立良好信息处理秩序的立法目标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在规范层面我国首先应当构建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明确统一的个人信息法律概念以确定相关具体规则的适用范围;其后在统一且衔接顺畅的体系基础上明确知情同意的上位基础原则,而后完善其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具体告知要求与获取同意规则,正确理解知情同意原则的告知标准,适当引入选择退出机制细化获取同意的具体要求;最后就个人信息侵权诉讼明确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将举证责任倒置,以此平衡个人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天然不平等的地位。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在知情同意的具体适用层面上,企业应当积极承担其社会公共责任,改进知情同意的具体操作设计;行业协会也应积极发挥其自治作用,根据本行业领域的业务特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行业标准,具体实现知情同意原则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