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诉讼相比，具有更为经济便捷、为当事人留置更大回旋空间的特点，因此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民间社会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传统的解纷方式被政府广泛运用到将民间纠纷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努力中，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尽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人民调解这一包含传统价值理念的解纷方式非但没有完全被司法诉讼替代，反而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下一再升温。 对上海城市社区中人民调解体制和实践的研究揭示出复兴的人民调解具有行政化和民间性的特点：一方面，所谓“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人民调解组织是在与官方的行政、司法机构形成严密、统筹的网络的过程中实现其调解功能的；另一方面，人民调解员通过强调其“民间性”的身份积累威望、取得信任，并将这种民间性和政府权威的一致性相结合取得调解的权威。 人民调解的这种表现，是政府在治理方式变革的压力下为实现社会稳定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之一是社区的发展，政府要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模式，就必须把社会控制的责任从国家机构转到以群众自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当前的人民调解实践正是通过增强基层政府力量和实现与民间力量融合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政府权力下沉并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本文进而通过对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这种国家与社会新的结合并不完全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需要或民间社会尚未成熟时期的策略选择，而恰恰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