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之《周书》记载了大量殷周之际的史实,地名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之一。地名,即某一地理区域的名称,《尚书·周书》中地名的含义、命名的产生及地名的演变等历史记载无不暗含着上古族群的社会活动信息,如族群的迁徙、族群间的战争、族群所构建的历史记忆及族群间特有的价值认知体系等。同时,上古地名的复杂程度也恰恰反映了上古时期族群间地缘和血缘相互交汇、难以分辨的事实,因此考察《周书》中地名对于展现殷周之际族群的活动变迁大有裨益。以《周书》中地名为考察对象,首先是对《周书》中地名语法结构的确认。一种结构为“介词+地名”类型;一种为“动词+地名或者动词+代词+地名”类型。通过确定体例来辨识《周书》中的地名,进而为地名研究确定范围。其次是地名的分类,本文因着力考察地名与殷周间史实之间的关联,尤其以族群(夏、商、周)的社会活动为主要侧重点,因此地名的分类是以相关史实为标准串联成一组,共划分了5组。这5组地名依托于文字得以流传,但这些文字的本义与地名的形成并不同时产生,地名的核心含义虽附着于这些单音节的字词上,却与该字的本义之间有着不重合的地方,借助古文字学上的研究成果,厘清这些代表地名字词的本义,梳理其本义与地名(国名)之间的内在关联,得出《周书》中地名形成的一般规律。《周书》地名变迁是各族群之间的活动变迁一种表征,“求名”的背后更应该是“探源”。基于这种认识,文章其后分为三个专题详细考辨了《周书》中成组地名与殷周史实间的关系。如《尚书·金縢》“周公居东”的理解历来以避罪、东征两说为主,但二说缺少对“东”的关注,“居东”之“东”当为区域地名。周公在东征的过程中,以关中、东都洛邑、朝歌、三监故地、成、奄、薄姑等为行军路线,其中区域“东”便为前后联动的中转站,前后呼应、横跨东西,最终助力周公完成东征大业,“周公居东”之“居东”应解释为“东征”。又《召诰》《洛诰》及何尊铭文中皆记载“洛邑”和“中国”的修建。实际上,上古时期的“国”字应释读为“或(域)”,仅表示一块带有城邑的地理区域,因此何尊“宅兹中国”中的“中国”仅仅指位于中部一片带有城邑的地理区域,“宅兹中国”场景的发生实际是对天亡簋中所记载武王在太室山上祭祀时的描述。此外,建都于“洛邑”还存在宗教祭祀的含义,“中”又可以训释为“极”,表示上下的方向。因此“洛邑”的修建,起初是周公为营造宗教祭祀场所和实现武王的遗愿所修建,但随着西周王朝疆域的扩张和殷遗民的不断迁徙,“洛邑”政治军事化的属性不断强化,政治军事化的“成周”含义便开始出现。又如《尚书》中常出现“周人称夏”的记载。“夏”字作为周人自称的一种代号时,并不指代夏王朝,其最初的意思应为“西”,仅表示“西土周邦”,这应与商人的命名方式有关。《清华简》中“西邑夏”与卜辞中“西邑”相近的关系可证明夏王朝亦被商人称为“西邑夏”,由此可知“夏”起初属于“她称”。而周人在“文王受命”之后,势力大增,需要将自己从“西土之人”中突显出来,以面对东方的殷人。此时,表示“西”意的“夏”成了周人的强而有力的称呼传统,“夏”于是变为一种“自称”,成为周人显示自己作为“西土之人”领导地位的标志。成康以后文献中皆不见“夏”字,表明“夏”已经不再适合周人,而“夏”字的再次出现已是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环境的改变使得“夏”开始拥有“夷夏”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