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以来,沪深证券交易所积极开展“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体制改革。以问询函为代表的“非行政处罚性监管”与以处罚公告为代表的“行政处罚性监管”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政府监督体系的发展完善。问询函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应用和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逐步将监管从事前转向事中事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目前,问询函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交易所一线监管的重要方式,研究价值日益凸显。作为信息中介,分析师通过搜集挖掘等方式获得公司的公开和内部信息,结合历史经营业绩,基于自身专业储备和对公司所在行业的了解,对公司进行基本面分析,进行盈利预测,并提出投资建议。但是,证券分析师并非完全理性,受战略性和非战略性动机的影响,分析师发布的研究报告和使用的文本语气均有过度乐观的偏向。作为资本市场一线监管手段,问询函制度能否发挥外部溢出效应,提高分析师预测行为的谨慎稳健程度?问询监管通过哪些作用机制影响分析师的行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对问询监管经济后果进行的研究多集中在审计机构、审计师和债权人的行为决策上,鲜有学者从分析师角度进行研究。年报问询函监管能否对分析师预测行为产生影响尚不明确。一方面,问询函的发放是个“坏消息”,证券分析师接收到负面信号后,在声誉机制的压力下会主动调整对公司的乐观程度和对公开信息的依赖度,进行预测时更加稳健谨慎。但另一方面,年报问询函是一种“软性”、“非处罚性”的监管,监管力度显著弱于处罚公告,上市公司部分回函、延期回函和与交易所“函来函去”的现象时有发生,削弱了问询函的震慑作用。因此,定期报告问询函能否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尚待检验。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以三安光电遭上交所问询为例,从跟进情况、盈利预测乐观程度和研究报告语气三方面探究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在问询前后的变化,并从认知偏差和利益冲突的角度对问询监管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交易所问询监管具有外部溢出效应,能够提高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的谨慎稳健程度。第一,上市公司遭问询监管后,被研报关注度、被分析师关注度等指标显著下降,与行业趋势相悖;部分历史预测准确度高,预测谨慎稳健的分析师选择停止跟进,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关注度减少,不利于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融券活动;第二,从个体和群体层面来看,分析师的短期盈利预测乐观程度均显著减弱;第三,从研究报告文本语气来看,分析师研报中的积极语气有所减弱,攥写研究报告时遣词造句更加谨慎。问询监管主要通过认知偏差和利益冲突两个机制对分析师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交易所发函传递出三安光电定期报告信息披露存在瑕疵缺陷的消极讯号,损害公司的对外形象和声誉,使得分析师更加谨慎地评价公开信息的可信度,调整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乐观程度,提高自身审慎稳健的从业态度,做出更加谨慎的跟进决策和盈利预测。另一方面,问询监管后机构投资者会主动降低对收函公司的持股比例,缓解证券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削弱分析师为迎合机构投资者而主动发布利好报告的动机,降低报告的非理性程度,使预测行为变得稳健。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究定期报告问询函对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问询监管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在实践意义方面,本文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交易所问询监管等角度提出建议,希望能够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充分发挥问询函制度的震慑作用,并对分析师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