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实行国税机构和地税机构分设征管的模式,这一模式使得中央和地方二者的积极性被调动、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得到了保障。但在后续改革中地方税权不断上移的过程中事权并未随之上移,导致地方面临一定的财政失衡问题;加之我国仍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GDP考核依然在晋升锦标赛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前述的财政失衡与GDP重视形成有效动机、剩余的财税征管权力形成有效工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行为出现一定的异化,集中表现为税收努力自主调控程度的增加,使得税收努力区域差距逐渐形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税收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税收中性。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我国宣布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国地税机构合并,历经24年之久的国地税机构分设局面由此结束。这一改革通过约束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权力,理论上消解了其对辖区内税收努力的干涉途径,即全国各地域各层级的辖区内的税收努力程度在国地税合并后应只受国家税务总局的影响,税收努力区域差距应看到有效的收敛。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是否成立,本文通过研究各地级市税收努力区域差距在国地税合并前后的变动,来验证国地税合并对于地级市层面的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影响。即以税收努力区域差距为代理变量,从国地税合并是否有效约束地方对税收征管干涉的角度,对国地税合并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根据文献学习,发现学者们对于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多关注影响分析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非制度性因素,较少有文献分析财税体制改革对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影响,本文则对这一方面进行重点研究,丰富了财税体制改革对税收努力区域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成果。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本文有效剔除了影响税收努力的其他因素,使得研究更具有科学性;考虑到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除了税收收入外,还有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因此本文也对此做了控制,来进一步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方法较为丰富,将文献学习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检验法做了有机的结合。在文献学习方面,根据国地税改革、税收努力、税收努力区域差距分别做了文献的学习和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于国地税合并改革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征管效率的提高以及征纳成本的减少,对于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影响则集中于分析其非制度性影响因素,较少有文献将两者做有机结合,分析财税制度改革对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层面发现,结合辖区竞争理论,由于自身禀赋不同,各辖区的税收努力也不同,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确实存在;由于国地税合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干涉动机、干涉途径均减少,因此国地税合并应该能够有效地收敛税收努力区域差距。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首先利用税柄法测算出各个地级市的税收拟合值,再以税收真实值与税收拟合值的比值评估各地级市的税收努力程度,而后测算出每个地级市的税收努力程度与当年全国所有地级市的整体税收努力程度的离散情况作为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代理变量。在上述变量测算完毕后,以各个地级市在国地税合并前的税收努力程度的相对大小为标准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均经济增速越高的地区,其税收努力水平越高,不同地区的税收努力存在明显差距;国地税合并对于各个地级市的税收努力离散程度有显著的负效应,国地税合并改革确实能够有效收敛税收努力的区域差距。国地税合并收敛税收努力区域差距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首先,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收敛,一定程度上在税收征管领域消除了“地方保护主义”,减少了地方政府干扰市场有序运转的可能性。其次,税收努力区域差距的收敛会增强税收政策的直达性,税收作为政府财政工具的调节能力显著增强。最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发展重点在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共重”,集权的税收征管体制有利于缩小区域不公平。最后本文就关注国地税合并后税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警惕地方政府的努力对支出端的拓展、本次税收体制改革对于后期财政集权实践的借鉴作用进行了延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