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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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来,各级政府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商行政管理局、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能纳入其中。机构职能的增加使得活跃了20多年之久的职业打假人变得更加踊跃,打假方式和方向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最初的个人打假转为集团化打假,从聚焦产品内在质量问题转向简单易索赔的标签、商品广告等浅层问题。他们以牟利为目的,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提起大量投诉举报,投诉举报量的急剧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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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来,各级政府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商行政管理局、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能纳入其中。机构职能的增加使得活跃了20多年之久的职业打假人变得更加踊跃,打假方式和方向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最初的个人打假转为集团化打假,从聚焦产品内在质量问题转向简单易索赔的标签、商品广告等浅层问题。他们以牟利为目的,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提起大量投诉举报,投诉举报量的急剧攀升使得地方政府无论是人手上还是专业水平上都压力剧增,被投诉举报的商家也疲于应付、苦不堪言。而职业打假人却不是真正关心打假结果,往往在获得利益后撤销投诉举报,由此引发了更多社会关注和行政机关的思考。当前,地方政府在应对职业打假上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为何会产生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职业打假成为地方政府亟待考量的问题。本文以地方政府职业打假的应对为研究方向,对职业打假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结合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以东莞市G镇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职业打假的情形为例,概括出职业打假的特点及影响、应对职业打假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职业打假参与市场监管协同治理,强化政府内部协同、常态化应对职业打假,完善职业打假管理制度,注重源头治理等五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应对职业打假的措施。为地方政府有效应对职业打假、引导职业打假发挥良性社会效用、形成打假治劣社会共治新格局等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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