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城市土地增量的日渐吃紧和产权关系的日益明晰,存量式的城市更新规划将会日益增加,由此将会牵涉到更为纷繁复杂的资源重组与利益分配过程,传统精英主义的封闭式决策将会愈发难以有效解决存量规划中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释放了进一步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总基调,社会治理逐渐成为舆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政府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市民社会获得成长空间的态势下,非政府组织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作为中立的公益性、志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在规划过程扮演协调各方利益的中间人角色具有先天的优势,能够为公众参与规划搭建沟通的良好平台。与此同时,没有组织、离子化的市民个体在规划参与中显得势单力薄,缺乏凝聚力,而成千上万的市民也不可能一哄而上、共同参与多方利益的协商、谈判。在居民委员会保留浓重的行政末端色彩、难以真正发挥居民自治力量的现实下,多地开始尝试通过民主推举重新成立利益代表组织,并发现其有具备代理利益相关人行使权力的能力。在国内外的众多案例中,第三方社会组织和利益代表组织已凸显出在规划利益协调中的重要作用,未来必然会在规划公众参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国家三代规划范式的演进逻辑,透视公众参与思想的形成过程,然后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在转型期所面临的城市治理与公众参与的困境,以及亟待实现治理与规划变革的需求,并通过对国内外城市治理和规划公众参与的典型模式与优秀案例的对比分析,吸取其利益组织化、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以及网络媒体和信息技术充分应用的发展经验,探寻适合于治理时代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发展方向。通过以上对当前社会发展局势的判断,并基于对参与目的、参与深度、规划空间尺度等因素的考虑,本文提出以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委员会和利益代表组织为核心、以公众参与为导向、具有线上线下互动特征和尊重“客户体验”的新型规划模式,并分别针对中微观和宏观尺度规划,为规划发起、规划编制、规划审批、规划实施四个阶段设计相应的运作程序,为包括规划主管部门、规划编制单位、开发商、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委员会、利益代表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内的六大主体设定相应的角色和互动模式,通过这种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参与形式和管理程序的设计将规划公众参与真正落到实处。最后以南京市孝陵卫街道小卫街社区的更新改造为试点案例,刻画了华益社会组织评估中心和小卫街社区治理发展协会分别作为第三方社会组织和利益代表组织在社区微更新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阐述了在中国的土壤中孕育价值理性规划范式的可能性。本文正文共约69 000字,图表63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