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自1927年起担任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和院校合并后，辅仁大学的部分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又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为止。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所从事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并试图从中归纳、整理和提炼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这不仅是因为辅仁大学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兴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大学，其规模不大，在大陆的办学时间不长(1927-1952年)，但同其他教会大学一起，在办学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教学实践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从而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还因为陈垣并非是一名天主教徒而执掌辅仁大学，其学识、品格、先进的开放的教育管理理念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管理实践活动，而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知名教会大学这一特殊背景，使笔者首先要对中国教会大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教会大学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院校合并后，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长久以来，教会大学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毒害的桥头堡和主要阵地，受到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的确，教会大学由西方传教士创办，教育经费来自外国差会、国外人士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教案赔款，以在华传播基督教福音为主要目的，在国外注册，颁发外国而非中国政府承认的文凭和学位证书，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为外国人把持，中国教职员工地位低下，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租界”。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教会大学的中国学者，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的看法和观点有了很大转变。立场和态度更加公允、客观。在承认教会大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积极改变自身，力图适应环境的过程。 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起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教会所需的本土化中高级人才，并吸引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入学以传播基督教。教会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其中历经非基督教化、收回教育权、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间，教会大学改由向中国政府注册，其教育目的虽然力图坚持传播基督教教义，但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已经逐渐转向为中国社会服务，培养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教会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究其能够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部分满足了中国人在那个救亡图存的特殊年代里渴望获取西方先进知识，以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愿望。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天主教精神领袖英敛之、马相伯有感于来自英、美、德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一所所高等学府，中国政府自办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也陆续开办起来，而天主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却因传教士办学方针和法国保教权的干扰而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辅仁大学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建立的。其两位首创者，天主教徒马相伯和英敛之先生，有一腔爱国热忱与报国之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宗首肯在华设立天主教辅仁大学。陈垣参与创建了辅仁大学，并于1927年接替了病故的英敛之担任校长的职务。其时，国民革命战争如火如荼，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时代的影响和首创者的风格使辅仁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带有与其他教会大学明显不同的特色。辅仁大学在设立时向中国政府注册；虽然学校的日常管理事务大权仍操于天主教士担任的校务长之手，但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高尚的人格与情操、开放的办学理念、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 陈垣，作为一名史学家，学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作为一名教育家，能够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研活动，使辅仁大学不仅成为国学研究之重镇，又是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先锋。在陈垣的培养与感召下，辅仁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建国后，在担任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陈垣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他拥护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和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北师大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研究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且对发展现代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陈垣的爱国主义教育观和学术观、开放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观念、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育人品德，是他教育管理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