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征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环境、领域、对象、内容、载体等发生深刻改变,宣传思想工作历经“正本清源”而正式迈进“守正创新”新阶段,不断提升党的宣传能力,是新时代增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有效性,实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迭代发展,并且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人的存在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化存在,信息化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变革要求以“人”为工作中心和工作对象的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实现从思维、理念到行动的全方位信息化变革、调适与调整。换言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变量,从宣传能力提升机制建设着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开创出党的智慧宣传新格局。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传播效能来看,其为党的宣传能力提升和宣传思想工作精准化、智慧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可谓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传播力。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建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有助于推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实现宣传能力提升由点的突破向系统发展转向,做到“心中有数”“方法精准”,回答好“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推进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课题,回答好“谁来宣传、宣传什么、怎么宣传、面向谁宣传、为谁宣传”的基本问题,促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论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研究视角,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下中国共产党宣传能力提升”为研究对象,以“建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为研究目的。研究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运思方式,采用文献研究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统筹“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建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分析,旨在建立从P（问题:problem）到P（实践:practice）的宣传能力智慧提升机制。想要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问题有深刻理解和认识,首先是从“认识世界”视角进行理论反思和追问。对此,论文澄明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宣传思想工作、中国共产党宣传能力等基本概念。从能力、宣传能力、政党宣传等基础概念演绎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宣传能力是指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宣传主体完成宣传过程,实现宣传目的所必需的主观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技能与本领总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不是无序且“无的放矢”的,相反,具有明确的要素构成,且要素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结构。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宣传能力的概念分析,可知这一要素包括“宣传主体、宣传内容、宣传载体、宣传对象、宣传管理”五个方面。作为步入信息文明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落实“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厚植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讲好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打造智慧宣传新模式。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审视,可知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注重基本原理与宣传实际相结合,注重技术应用与党的领导方式相统一,注重信息人才与技术发展相协调,注重载体创新与理论内容相融合,注重能力提升与服务大局相统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面临着技术创新新业态引领宣传格局新变革,场域建构新空间开创宣传工作新局面,主客交互新关系促成宣传定位新转换,国际关注新态势营建政党宣传新生态等新机遇;面临着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消解宣传公信力,舆情事件扩大传播考验宣传引导力,整治风气不够彻底妨碍宣传执行力,宣传内容话语泛化影响宣传凝聚力,技术创新应用短板弱化宣传传播力,国际话语权力式微冲击宣传渗透力等新挑战,且这些挑战的发生率和破坏程度进一步扩大,有些甚至是颠覆性、不可挽回的;肩负着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准传播,防范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意识形态风险,培养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复合型人才,顺应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文化转型,建构全面立体真实的形象展示体系的新使命。这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建构提供了基本遵循与建设路向。在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使命的前提下,论文进一步分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党的宣传能力提升的内在关联,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党的宣传能力之间的关联是问题关联、理论关联与实践关联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技术创新赋能宣传能力提升,宣传能力提升促进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有效凝练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下以宣传主体自我发展为基础,以宣传内容生产为核心,以宣传载体建设为重点,以宣传对象分析为关键,以宣传管理联动为保障的要素协同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形成了宣传能力提升的“合力”。这是一个多要素组成的稳定、动态的运行系统,具有内在逻辑结构,既明确了宣传能力提升的要素支撑,也明确了宣传能力建设的实践内容与逻辑关系。以此为分析框架,研究深度聚焦五个要素,分章节进行了系统性地学理分析与阐释,这也是论文整体的重中之重。当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产生新的认知冲击,打破传播惯习、刺激感知能力时,思考如何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应用好这一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提升主体宣传素养,实现宣传主体的技术性引领与功能性塑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宣传主体的“返场”和“复归”,是对宣传思想工作主体性消解的反思和突破,重新赋予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宣传主体“在场”的角色需求。论文聚焦宣传主体的自我发展,着力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主体的功能性塑造问题。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可视化、精准化、智能化、数据化支撑优势为宣传个体的数据化调适提供了科学必要的技术支持,在“推演式”预判中强化了宣传主体的认识自觉,在“菜单式”供给中养成了宣传主体的本领自信,在“比对式”筛选中确立了宣传主体的素质标准,在“分类式”考核中优化了宣传主体的素质评价。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当着宣传队伍关系建构者和粘合剂的角色,从匹配性关系角度,实现选人用人的精准升维,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从先进性关系角度,实现专业队伍的赋能定制,优化队伍关系结构;从广泛性关系角度,实现全党动手的移动互联,整合集体力量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门政治性、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综合性工作,迫切需要做好宣传人才的培养教育。对此,论文提出了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数智融合”,宣传教师队伍的“智慧叠加”,特色宣传学体系的“新技术思维融入”等具体对策。内容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之纲,纲举才能目张。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化程度的加深,以理性的力量带来内容的海量采集和分析,也会造成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确立失衡。因此,在注重技术作用于宣传内容的同时,也要看到宣传内容本身的意义引领性,以一定的意义嵌入实现内容的适切性生产、表达和宣传。论文聚焦宣传内容的生产,着力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意义的适切性表达问题。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赋予宣传内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以新技术为驱动,以宣传内容“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加快宣传内容的数据转向与数字传播,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内容的“数字转化”。首先是在宣传内容的开发和存储中做好宣传内容的海量化采集与数据化编码,打造宣传内容“采集链”与意义谱系。其次是在宣传内容的筛选和加工中做好宣传内容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创造转化、创新发展,构建宣传内容“分析集”与价值模型。再次是在宣传内容的供给和控制中做好宣传内容的个性化推荐与精准化溯源,强化宣传内容“保障域”与引领规范。最后是在宣传内容的共享与维护中做好宣传内容的互联互通与求精求新,探寻宣传内容“实践场”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巩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内容优势,增强宣传内容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宣传载体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宣传思想工作相伴相生。顺应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强化宣传载体的理念革新与价值渗透,加大宣传载体的技术赋能与形式创新,凸显宣传载体的实践运用与精准把握,有助于形成人与载体、人与宣传有效互联的崭新形态,适应并满足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新要求,让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便捷化与便民化水平。论文聚焦宣传载体的建设,着力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方式的创新性转换问题。认为面对全新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宣传生态和技术导向,我们的宣传载体建设应在理念上坚持创新,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建设原则,在把握好“正当性”与“有效性”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宣传载体的创新和发展。对此,提出了宣传载体建设需要坚持数据共享理念与方向性原则,数据信息理念与系统性原则,数据价值理念与政治性原则。因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宣传载体的方式创新,建设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宣传载体矩阵,重点是适应裂变宣传,推动媒介载体创新;适应多维宣传,推动活动载体创新;适应沉浸宣传,推动仪式载体创新;适应交互宣传,推动数字载体创新。宣传载体的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宣传思想工作环境、对象、条件的改变,宣传载体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改变,以顺应实践要求。对此,论文提出精准运用宣传载体,强化宣传载体的综合配置,赋予宣传载体主观能动性,实现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向连接,坚持载体运用的对象化、具体化,建立全球宣传载体;智慧优化宣传载体,创新宣传载体管理艺术,做好宣传载体多元创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使命。在宣传对象世界里,存在着“客观存在的世界”“传媒建构的世界”和“主观认识的世界”三重世界图景。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深入宣传对象,在探寻宣传对象主观世界过程中建立起“内外一体”的宣传新图景。论文聚焦宣传对象的分析,着力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受众的精准性追踪问题。认为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要不断增强宣传对象分析能力。重点是运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针对宣传对象特征识别进行聚类性分析,包括群体特征的相似度分析和个体特征的拟合度分析;针对宣传对象需求满足进行差异性分析,包括物质获得感分析和精神期待值分析;针对宣传对象心理引导进行关联性分析,包括心理规律的相关性分析和心理状态的精准性分析;针对宣传对象行为预判进行动态性分析,包括接受行为的习惯把控分析,互动行为的信息认知分析,传播行为的发展态势分析和反馈行为的结果评判分析。机制的科学性运行受到一系列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要求我们必须推动机制管理范式的转型升级,既要“管得住”,也要“管得好”。并且,当机制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发突出时,管理者的责任也就越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宣传管理的科学性、预见性与精细化发展提供了机遇,积极完善新技术下的宣传管理联动架构,处理好“联”和“动”的内在关系,实现“内管理”与“外管理”的有机统一与有效联动,能够以管理系统的有序整合形成保障机制科学运行的合力,以管理的精准化、高效化、科学化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宣传能力提升机制的功能实现。论文聚焦宣传管理的联动,着力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机制的科学性运行问题。认为宣传能力提升机制科学运行的管理既包括内部要素整合,以管理促共生,实现要素统一;以管理促共轭,实现结构稳定;以管理促共振,实现机制优化。也包括外部系统联动,重点是宣传能力提升目标的制定与优化,宣传生态的技术治理与拟态建设,宣传制度的设计与遵循。得益于一系列从内到外的管理保障,宣传能力提升机制的科学运行具有重要功能,包括人机一体化,精准配置宣传主体;适应性反馈,精准供给宣传内容;多样性联动,精准集成宣传载体;多模态分析,精准定位宣传对象;科学化统筹,精准提升管理水平;技术性优势,精准转换宣传效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下中国共产党宣传能力提升机制研究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政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复杂命题。自觉实现理念建构与路径分析相结合,在“破”与“立”、“虚”与“实”的统一中,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下党的宣传能力提升机制的科学化、系统化、具体化建构,能够有效破解这一命题,并在宣传能力提升机制的动态运行中推动党的宣传能力现代化,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在变局中开出新局,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道路开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开拓创新的新局面,以“制度化”和“科技化”两翼护航党的宣传事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