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一个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依靠这个社会上的权力机构间的相互博弈和协商，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逐步替代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是我国金融制度变化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核心宗旨。
　　与此同时，长久以来我们早已默认，金融业中体现出的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泾渭分明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政府的作用是规制和约束，而金融市场的天性便是克服回避政府的监管，冒险逐利。这样一对看似天然的矛盾体，在近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上，一直循环反复的“猫鼠游戏”。
　　2019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完善金融服务、以及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对国际及国内金融形势的深化认识，进而正确把握金融本质。同时他再次强调了“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的观点。
　　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作为国家经济血脉的金融业，自然不能够放任其冒险逐利;但同样作为国家血脉的金融业，在政府的强规制下，也会限制其活力的发挥。那么金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传统定位便成为改革实施的切入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双重互呼唤下，是否可以打破这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对立”僵局，结束长久以来乐此不疲的“猫鼠游戏”，探讨金融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关系实现融合、目标统一的制度模式，正是当下一个亟需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始于2016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的“业界共治”的治理模式。是基于伦敦金融城“业界自治”的治理模式基础上，总结我国历史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发展特色，并经过精心筹划而诞生并逐步推荐实施的一种创新制度。
　　这个治理制度的诞生背景是在我国在见证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下，行业自我主导的经济体系的发展繁荣，并由于政府缺位而衰落的前车之鉴下，也是在我国亲身经历了建国之初极度集中的计划主义经济体制的经验总结后，在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而诞生的。这样一种治理结构，是对市场力量的尊重和呼唤，但也绝对不会允许政府力量缺位的一种创新体制。同时这也正是以往一直存在于理论体系中，却未有典型成功先例的“强政府——强市场”模式。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对陆家嘴金融城“业界共治”的实施背景、理论基础、逻辑框架、实施过程、实施成效等深入分析;同时通过对伦敦金融城自治体系的进行经验分析，分别从纵向及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进而证明“业界共治”是我国当前背景下，以“强政府——强市场”为目标的一种可操作、可操作、可复制、可发展的创新金融治理制度。
　　本文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典理论为切入点，结合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形势，阐述了金融领域政府力量的不可缺失;同时深入分析了金融开放与创新背景下，明确业界共治模式的合理性及可行性的同时，指出这个模式仍处于实验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接受检验。并指出该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深入实施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共同有效发挥。同时本文提出并证明了观点:业界共治的模式是让我国金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从博弈对立，走向共融的一种有效路径;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我国金融制度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背景下金融市场力量的逐步释放，以及发展至目前需要进一步发挥金融业的活力并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双层目标下诞生而来的业界共治模式，这一系列过程中均深刻体现了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治理方式上的勇于尝试和不断完善，体现了金融制度的变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