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风起云涌，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而汪曾祺是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之一，他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因其与众不同的姿态更是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多引人瞩目的成果。在当时主流的叙述话语之下，他的小说叙述突破了惯有的对于文学的认识。但是怎样概括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叙述形态至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商榷。本文从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角度切入，把汪曾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叙述纳入“个人化”叙述之内。汪曾祺在其小说叙述中注入自身诗性精神实现了叙述的“个人化”。汪曾祺的诗性精神体现在叙述的抒情和小说中的意象两个层面。本文以组小说《晚饭花》为例分析其中的自然意象和民俗意象，印证汪曾祺小说叙述中的诗性特征，以期对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形态作一个整体把握。本文主要分三个章节进行讨论。第一个部分从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角度，讨论汪曾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个人化”叙述。个人化叙述与宏大叙述在多个叙述层面存在对抗。一方面，汪曾祺有个人化叙述的文化储备；另一方面，在新时期初期绵延的叙述困境之下，汪曾祺的选择并没有想象中那般自由。经历“十七年文学”及“文革”的动荡，他的个人化叙述的自由背后是一种规避主流的退守。他以隐逸恬淡的姿态对高邮故乡及故人往事作纯粹的诗意表达。小说中的诗意呈现来自于叙述主体汪曾祺的诗性精神。其诗性精神体现于小说中的意象与叙述的温情。第二部分以组小说《晚饭花》为例对其中的自然意象和民俗意象加以分析。汪曾祺父亲汪菊生的写意画对汪曾祺审美意识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体现汪曾祺诗性精神的是其小说中的意象。晚饭花的“皮实”象征着其笔下市井人物生存的坚韧性格，而晚饭花的“野”象征着汪曾祺小说人物谱系的“在野”和“边缘”状态。晚饭花的意象包含了王玉英人物形象所有的美丽与忧伤。珠子灯的民俗意象则成了主人翁孙淑芸精神和命运的一种象征。珠子灯柔和的绿光象征着孙淑芸的吉祥、幸福与希望。珠子灯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也就成了对孙淑芸命运的一种反讽，有着对孙淑芸悲剧命运的无尽叹息。第三部分讨论汪曾祺叙述中的温情。汪曾祺对其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温情。汪曾祺的温情依赖于其小说叙述对功利主义保持的“距离”。“距离”体现在其小说叙述的多个层面。就题材而言，汪曾祺叙述最多的往往是旧高邮时期的故人往事，而对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就小说叙述中的思想而言，汪曾祺显然与儒家文化有亲缘性关系，但并非完全无保留地吸收，他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番剪裁，舍弃儒家文化功利主义部分，选择了儒家思想中的与其诗性特质相融合的部分：人情。正是基于对普遍人性的温情，汪曾祺打通了西方人道主义与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