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新战略,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软引擎”作用。在当前充满文明对话、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境遇中,如何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传播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成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困惑与实践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以宏阔的国际性视野和高瞻远瞩的全局性思维,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了一系列内涵深刻、富有远见、面向世界的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要求,清晰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走出去的“中国逻辑”。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国更好更快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也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促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展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按照“形成条件——发展脉络——主要内容——鲜明特质——时代价值及实践路径”的研究思路,以习近平在国内外重要会议、考察调研、访问交流、演讲致辞等多种场合中与文化走出去相关的论述作为文献支撑,并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力求从学理上对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阐发,进而初步构建出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的逻辑体系。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思考和论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特定的形成条件。从时代背景来看,它是在顺应世界文化秩序大变局和回应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多重诉求的国内外双重背景下孕育而成的。从理论资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的相关文化思想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兼爱思想、和合思想以及民本思想等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分,成为其宝贵的文化基因;除此之外,亦有西方文化软实力理论、文化传播理论、国际话语权等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理论给予其借鉴启示。从实践根基来看,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深深根植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基础之上,汲取了我国文化走出去工作丰厚的实践经验。回溯习近平的从政历程,能够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可以从他早年时候地方文化建设工作的先行探索中找到思想的原点。梁家河时期文化底蕴的积淀和正定“文化兴县”的深入思考是其初步萌芽阶段;福建文化对外传播的有益尝试和浙江“文化大省”的实践探索是其轮廓渐显阶段;从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认识提升至国家层面,到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宏伟蓝图的绘制是其确立形成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新时代,从发挥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的精神指引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加宏大的世界视野中重新审视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而使得这一重要论述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扩展。这些不同阶段内思想历程的转变清晰地描绘了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并深刻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认识和实践逐渐走向深入的动态演进过程。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从实践中生根发芽,它的内容丰富而深厚、涉及面广阔,集中回应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具体而言,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规定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目标指向、阐释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容构成、确定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体力量、构筑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搭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支撑平台,从而为我们清晰勾勒出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整体轮廓。随着我国对外文化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推进,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逐步完善,并体现出党的领导与人民立场相统一、理论指导与实践凝练相一致、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相结合的鲜明特质。作为指导我国文化走出去工作的科学指南,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理论价值方面,其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续写了新篇章、为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科学指南、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实践价值方面,其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以及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在新时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是:推动“内容为王”与“创新为要”相融合、推动“中国视角”和“国际表达”相融合,推动“产业先行”和“人才支撑”相融合,进而助力中华文化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全新姿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