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内战时期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对于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次审判长期因政治审判的头衔而饱受非议,使人们忽略了其深远的宪政意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政治审判的恶名,但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审判定义的语焉不详是很重要的原因。政治审判本质上是中性词意,即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司法审判。然而,长期以来指政治势力干涉下的偏颇的审判也涵括于政治审判的概念之中,导致此概念的负面性评价。查理一世审判不是一场偏颇的审判。它属于政治审判概念之中的政权审判,即后政权对于前政权领导人的审判。但是,即便是中性含义的政治审判,在守法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依旧是负面的。这种观念认为法律有其自身价值,不应介入政治领域之中。问题在于,法律与政治无法截然区分,且法治本身也不应成为价值,而应成为实现自由价值的手段。因而,评价政治审判好坏与否,应以施克莱的自由守法主义,即政治审判是否促进自由的实现作为衡量其正当性的标准。对于查理一世审判的评价也应基于此标准。英国革命本质上是反抗专制王权的自由革命。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议会与国王进行了多次谈判。但由于查理一世的背信弃义和议会内部的分裂,导致签订和约的愿望最终破裂。第二次内战爆发后,英国舆论在旧约的影响下开始要求国王承担内战责任,清除土地上的血罪。但查理一世毫不悔改的态度以及长老派因派系私利而不断对国王妥协,最终导致普莱德清洗的发生。此后,新模范军与独立派随即着手审判国王。如果查理一世的审判是一场偏颇的审判,那么议会内部一定会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来操纵审判。但事实上弑君者群体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是个很松散的政治群体。下议院审慎地建立了高等法院作为审判查理一世的主体,这场审判本身也符合实质正义。争议之处在于高等法院有无权力审判国王。长期以来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残阙议会”实质上已经通过内战获得了主权。英国的主权在审判之前就已经转移。下议院事实上是通过创造审判国王的先例,来保留革命的成果。对于依实体法律无法审判国王的困境,法官和公诉人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解决。首先是诉诸名义上的上位法——古代宪法,作为审判国王的权力来源。其次是对叛国罪进行扩大解释,将查理一世视为一名行政首长而非受膏君王,否认其享有的君主豁免权。法官则通过判决前的训诫展现了英国革命共和主义的色彩。审判查理一世对于英国宪制转型具有时人的意义与后世的意义。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它事实上是议会的执政宣言,宣示了新政府与斯图亚特政权的决裂。此外,通过审判垄断了对于旧政权的复仇欲望,起到了重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对于后世而言,这场审判则是英国革命胜利果实的载体,将议会有权审判专制君王的权力以司法先例的形式加以确定,有助于英国进一步向宪政国家转型。然而,不是审判了国王就能走向宪政。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路易十六的审判并非常规的司法审判,而是议会审判。在缺乏诉讼程序严格的制度约束下,路易十六审判最终陷于派系斗争之中。审判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对于宪制转型无任何帮助,反而确立了以革命意识形态消灭政敌肉体的先例,导致法国大革命最终走向“恐怖统治”。比较两场国王审判可以得出,英国模式对于宪政转型最大的贡献在于借助官僚制的司法机构,在国家由革命走向常规治理的过程之中避免“类主权问题”将国家重新拉回到革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