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其中资本市场开放是我国实现对外开放格局的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保障。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一步,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直接流入中国内地A股市场,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A股市场的交易途径。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济后果以及其能否达到监管的预期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业务招待费、违规公款报销、公款吃喝等现象层出不穷,这极大地引起了社会大众对超额的在职消费的广泛关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分批试点、标的管理”的方式为研究超额在职消费提供准自然实验平台,这有助于缓解超额在职消费相关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基于此,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为研究背景,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的关系以试图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上的公司治理效应。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这一研究背景下,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所以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则截取2009年至2020年。在阐述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管理层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本文还将管理层权力纳入研究框架,研究管理层权力对于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还进行了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本文还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超额在职消费的作用机制以及在外部治理机制、外部信息环境不同的公司中,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这一背景下,资本市场开放与标的公司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抑制标的公司的超额在职消费;管理层权力对于资本市场开放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就越小;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这两条路径来抑制标的公司的超额在职消费;在外部治理机制较弱、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中,资本市场开放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本文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平台,将管理层权力纳入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框架,结合外部制度因素与内部治理因素来研究超额在职消费,为研究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