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史记》一书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司马迁在写实的历史著作中写入大量神秘怪异的预言事件,有人批驳,有人颂赞。无论哪种评价,其着眼点盖均是从时代环境的现实意义和政治立场出发,而仅就文学上的意义,或者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的研究则鲜有涉及。不可否认,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其也应是一部独步千古的文学之书。史文书写互相交织,也为《史记》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延伸空间和阐释余地。第一章主要论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预言的原因。《史记》中载入大量的预言等非理性因素的历史事件主要与汉初社会的文化环境及司马迁自身的史官素质有关。汉初社会巫风大炙,鬼神信仰,巫祝文化于此时不但没有消退,人们相信灵异、敬奉祖先、敬畏天道的信念更为充足。司马迁是史官,“巫史合一”到“巫史分离”的历史演进让史官继承了巫师志奇言怪的传统,其知识素养包括史学与巫术等多个方面,因而后世许多史家在修史的同时,都往往兼善语怪。早期史籍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都有大量记异言怪的事例,直到司马迁著《史记》的时候仍然自觉秉承这一传统。司马迁在转述史料的过程中,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从主体接受的角度来说,他在汉初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与熏陶下,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书写原则对预言存在的必然性充满自信的把握。司马迁在汉初社会的文化环境与《史记》预言记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他本人则是中间的连接者。这样一来,《史记》中便记载了大量的预言等非理性因素的历史事件。第二、三、四章主要论述司马迁怎样写预言。司马迁《史记》中的预言书写主要有三种呈现形式与表现类型,一是卜筮;二是梦象;三是相术。借由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审视司马迁对预言等非理性历史事件的态度,这也是《史记》预言研究将卜筮、梦象、相术作为第二、三、四章进行专章论述的依据。第二章就《史记》中卜筮预言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卜筮起源较早,卜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的情况也有区别。春秋之前,在众多的方术中卜筮占据主流地位,有一套严密的占卜制度,有专门的太史职官进行负责,其占卜范围也更为广泛。战国时期,风角、望气等多种占卜手段得到进一步演进和发展,龟卜和筮占的地位逐渐下降。秦汉时期,特别是武帝一朝,多种方术迅速发展、膨胀。在此背景下,不同时代的统治阶级便将卜筮运用到政治大事当中,以此预测国运吉凶和个人祸福。伴随着上层权贵对卜筮的重视,占卜市场也在悄兹暗长地流行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初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第三章考察了《史记》中的梦占预言。梦占崇奉由来已久,属于以占梦术为媒介,以梦象为前兆用来预测梦者在未来的吉凶休咎的方术。随着时代的发展,梦占这种预兆方术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梦境的多样化解读为时人利用梦境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可能,这些内容在《史记》中均有表现。其表现的突出特点是将梦境与国运政治和个人的前途命运相联系,利用梦象的多样化解读作为实现汉初不同阶层人员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另外,由于梦象不是简单划一的梦境重现,故而在对复杂梦境解读时,需要借助一定的占梦手段和占梦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梦境解读者的主观参与性。第四章考察了《史记》中的相术预言。汉初重视身体形貌的风气让相人术有了更为肥沃的生存土壤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进一步得到汉初民众的普遍重视。在时人重视身体形貌的同时,相人信仰在汉初社会进一步发展。时人根据给人看相,间接性地为我们塑造了被看相者的形貌,从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术在汉初时期得到很大发展,不仅出现职业相工,还有更多非职业相工加入到相术活动中来。汉代相术的盛行使这一时期的相人者群体也更为广泛,上自天子、下至囚徒,遍布社会各阶层。相术与个人前途运命的密切联系,即通过给人看相,可以预知一个人在未来的吉凶祸福是汉初社会相人术兴盛的主要原因。第五章重点考察司马迁《史记》记录预言的作用与影响。其作用与影响主要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史学作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整合片段式的历史材料,构成完整的历史事件,二是呈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偶然性,揭示更为深刻复杂的历史规律。文学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增强神秘意味,使作品叙述极具张力;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多样的人物命运;拓展故事情节,丰富文学的叙事模式。通过分析《史记》预言的作用与影响,可以让我们对《史记》预言有一个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