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分配作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与投资、融资决策构成公司财务管理的三个核心内容。本文根据上市公司成长性、代理冲突与股利分配的相互关系，从控股股东角度出发，梳理了股利代理理论。在总结1994-2010年沪深A股股利分配特点的基础上，以2003-2010年股利分配为样本，运用Logistic和OLS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分配意愿、分配形式和现金股利分配比例的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1994-2010年沪深A股不分配上市公司比例呈现阶段性下降变化;股利分配以现金股利为主，转增股逐渐增多，股票股利相对稳定;每股转增股比例最高，股票股利次之，现金股利最小，且每股（现金）股利呈现逐年下降的变化趋势。我国证券市场也存在“股利消失”的现象。通过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证明:相对控股公司低股利政策是导致“股利消失”的原因之一。　　分配意愿的实证结果显示:国家股并不影响分配意愿。流通股只影响沪市上市公司分配意愿，深市上市公司则不受其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配意愿之间不存在U型关系。盈利能力是影响公司分配意愿的关键，且盈利能力越强，公司的分配意愿越强。资产报酬率对分配意愿的影响大于每股利润对分配意愿的影响。资产规模越大、成长机会越多，分配意愿就越强。而资产负债率越大，分配意愿则越弱。因此，控股股东股权结构与分配意愿的关系不大，分配意愿主要受到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且成长机会越多，分配意愿越强。　　分配形式的实证结果显示:除了每股利润与三种分配形式的分配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流通股与三种分配形式的分配意愿无关以外，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三种分配形式的分配意愿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资产负债率、投资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资产负债率、投资增长率与股票股利、转增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资产规模与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资产规模与股票股利、转增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国家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家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国家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票股利之间无关。三种分配形式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将公司成长性、代理冲突和股利分配理论相结合，从不同控制权结构出发，分别研究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制衡控股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绝对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相对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与每股现金股利存在倒U型关系，而制衡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无明显的U型关系，或者倒U型关系。三种控制权结构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与盈利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资产负债率、流通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国有股无关。相对控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与企业生命周期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对控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与生命周期负相关关系，与持股比例倒U型关系，促使相对控股股东形成利益联盟采用低股利政策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制衡控股公司的投资增长率、资产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股利的替代代理模型在我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绝对控股公司每股现金股利与投资增长率、生命周期无关。这意味着每股现金股利分多与分少都可能成为绝对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方式。　　半强制性分红制度无益于股利分配意愿的提高。提高分红比例的最低限制并不能提高每股股利。因此，半强制性分红制度对于股利支付水平的约束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