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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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负面效应愈加显著的背景下,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力争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为此,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出台了低碳城市政策,要求各试点城市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并鼓励推动低碳技术创新,这与提升生态创新水平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低碳城市政策能否激发生态创新效应,不仅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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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负面效应愈加显著的背景下,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力争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为此,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出台了低碳城市政策,要求各试点城市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并鼓励推动低碳技术创新,这与提升生态创新水平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低碳城市政策能否激发生态创新效应,不仅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也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持。基于此,本文使用2006年—2015年中国20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生态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低碳城市政策虚拟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城市位置、城市规模和城市类型为调节变量,一般创新投入、产业结构特征和绿色消费意愿为中介变量,并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政策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可能的中介机制,并分析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表现。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并介绍了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本文明确可努力的方向。第三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出发,结合相关案例对低碳城市政策影响生态创新的内在逻辑,主要机制和区域异质性表现进行分析,并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第四章对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进行了说明。第五章主要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验证了低碳城市政策对生态创新的影响,检验了低碳城市政策影响生态创新的主要机制,并分析其区域异质性表现。第六章为结论与讨论。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政策的确有助于提升试点地区的生态创新水平,该结果通过了更换研究样本、安慰剂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稳健性检验。(2)低碳城市政策可能通过三类中介机制对生态创新产生影响,即一般创新投入(包含创新资金和人才供应)、产业结构特征(涵盖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和扭曲度等)以及居民绿色消费意愿(如交通出行领域)。(3)低碳城市政策的生态创新效应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低碳城市政策仅对东部和中部城市生态创新水平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低碳城市政策对大城市生态创新水平提升的效果更显著;相较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生态创新水平受低碳城市政策的影响更显著。若将资源型城市进一步细分为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三类,会发现低碳城市政策仅对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生态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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