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发展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共识。在此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缓解前期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生态问题,生态治理成为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工作。政府作为国家或地区的管理者,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肩负着制定生态治理政策,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其生态治理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地区生态水平,因此提升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是我国生态治理的关键。而当前政府生态治理受资源、技术、执政水平、区域治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限制,政府生态治理效率并不理想,新型城镇化的实施则能够通过人才、产业、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为政府治理提供充足物质基础、技术支持以及空间载体。因此处理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生态治理问题,提升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成为解决我国当前的生态发展矛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生态经济学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实现了快速且稳定的增长,整体发展水平从0.127增长到0.869,大部分地区实现高水平发展;而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全域均值处于0.607-0.778之间;且区域差异明显。下游地区水平较高,并呈现浮动增长趋势;上中游整体水平较低,效率水平在2012-2019年间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有回升趋势;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自上而下”递增的“逆阶梯”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距正逐年缩小。（2）地方政府竞争在新型城镇化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影响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的影响还存在三重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先减-后增-再放缓”的“U”型影响趋势。（3）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上、中、下游呈现“高—高”,“低—低”的“俱乐部趋同”,其次新型城镇化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效应,且空间溢出十分明显。（4）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政府生态治理效率产生着积极影响,环境规制、政府腐败程度、人口密度、政府管控力度有负向作用但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均通过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提升策略:包括着力推进政府生态治理区域一体化;通过行政手段调节地区间生态治理的实力差距;建立跨省域的生态治理法治监管与权责体系;引导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良性竞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