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增长有赖于资源被有效地配置。产业集聚能够充分发挥现代工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特征，是一种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配置工作是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同时存在着行政(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表明，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分工协调机制。问题是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协调，又如何影响到产业空间格局的?本文以财政分权，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结构调整为线索，试图通过辨析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的关系，由此解释改革30年来工业部门集聚变化的背后机理。　　 本文将社会总投资分为政府和社会两个投资主体，分别代表计划和市场两类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至1978年以来，虽然政府投资重点已逐步转移到政府社会职能领域，但通过国有企业，政府依然战略性地保留着生产性投资的职能，是一种依靠行政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以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构成的社会投资主体则集中于生产领域的投资，则体现出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功能。本文的观点是，两类投资之间存在着功能互补的关系：政府投资具备投资能力(规模)上的优势，主导着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体现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意志；社会投资具备效率优势。在结构调整完成之后，当政府投资(通过国有企业)开始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后，通过放松行业管制，社会投资进入并逐渐替代政府投资，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效率保障。资源配置方式的更替引发了要素在空间分布的周期性变动。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来自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投资活动推动产业在各地方政府辖区分散分布；当产业结构调整到位后，随着社会投资逐步替代政府投资，市场机制推动生产要素在空间集聚。以改革开放至今工业领域出现的两次轻-重结构调整为标志，中国的工业部门先后经历了两次行政性扩散和一次市场性集聚的演化过程。　　 本研究的最大创新之处在提出了二元互补投资机制，由此得到了一个分析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如何协调作用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总结了改革30年来中国工业部门空间集聚的演化规律，并以转型经济为制度背景给出了一般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