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通过例外条款允许东道国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其中,国家紧急状态是可能引起例外条款适用的情形之一。但在国际投资法中,国家紧急状态的含义并不明确,这导致相关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多个投资仲裁案件对东道国的国家紧急状态抗辩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裁决。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聚焦于国家紧急状态在国际投资法中的含义,并关注国内紧急状态制度与国际投资法中紧急状态例外规则之间的关系,采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家紧急状态概念进行解读,指出现行规定存在措辞宽泛的问题,国家紧急状态的概念并不明确。对比了国际法不同领域中涉及紧急情况的例外规则,并指出,不同领域的紧急情况概念反映了平衡不同利益的需求,这一规律可为国际投资法中国家紧急状态概念的界定提供参考。第二章梳理了现有投资仲裁判例在审查国家紧急状态问题时存在的异同点,并指出,仲裁庭的观点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仲裁庭对以下三个问题作了不同解答: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与习惯国际法中危急情况规则的关系、仲裁庭可否参照其他国际法领域的相关标准以及东道国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所拥有的裁量空间。第三章从第二章提出的三个问题入手进行分析,从而为国家紧急状态例外规则确立更为统一的解释路径。首先,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与危急情况规则在法律性质、适用条件和适用顺序上均不相同,故不应将两者等同;其次,若有必要参照其他国际法领域的相关标准,应从条约解释的角度为这种参照提供法律依据;再次,尽管东道国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拥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但在国际投资法层面,仲裁庭仍应对国家的紧急措施开展实质性审查。第四章结合各国应对新型安全威胁的需求,为国家紧急状态例外规则的完善提供建议:第一,对危机的严重性要求不宜过高,同时应结合东道国的危机应对能力进行判断;第二,东道国应在国内法层面正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第三,东道国不得实质性地促成国家紧急状态;第四,对于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的认定,除了判断客观上的危机起止时间,还应关注危机再次发生的潜在风险;第五,对于紧急措施的必要性,在自裁决条款下,应以善意原则予以约束,而在非自裁决条款下,可采用“更少限制措施”标准进行审查。第五章是关于对中国的启示。后疫情时代,中国应顺应国际投资法的转型方向,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例外条款以平衡国家利益与外国投资者利益,在国内法层面将紧急状态制度与国际法规则相协调,同时针对可能因疫情而引发的国际投资争端做好应诉准备。本文的结论是,在国家安全范围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各国一方面应强调国家紧急状态例外规则的严格性和限制性以防止例外规则的常态化,另一方面也应保证规则适用的灵活性,从而满足不同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中国应顺应规则发展的趋势,从国际法、国内法两个层面积极推动国家紧急状态规则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