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中国长期困扰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灰暗图景,为了改变蓬首垢面、任人宰割的局面,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分别学习了西方的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但是由于都是在封建旧制中缘木求鱼,既不能富国强兵,又不能阻止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趋势。直到辛亥革命用暴力破坏了封建体制,使中国的历史发展才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有了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的产物便是中华民国。于是,民国如何组建“保护自己,反对敌人”的政权成为民初政坛倍受瞩目的大事,内阁制与总统制成为争执的焦点。保守派、革命派、旧官僚贵族等从理论上展开了争鸣,在实践中进行了交锋,使得民初制宪活动紧紧围绕政体模式而展开并在这两大政体间徘徊。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任何一方以机遇,内阁制与总统制这两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模式都没有在民初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后发外源性的宪政文化没能给资产阶级的政体模式提供应有的土壤;幼稚的政治团体难以担当推动政党政治的重任;威权主义传统与文化心理催生的军权政治从根本上取缔了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可能。回顾民初坎坷的宪政之途,破解民初政体模式正确的方向与短暂的生命之惑,力图为铸造打开宪政之门的金钥匙提供点点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