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属于各类矛盾多发期和危机事件频发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典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其防控绩效直接考验着国家组织指挥能力和基层政府的应急决策与治理能力,而制度体系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乎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国家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而言,乡村疫情防控各项制度安排的实际成效不仅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还时刻影响着国家疫情防控的战略部署与资源调配。这就牵涉出几个重要议题,乡村疫情防控制度安排的运作逻辑和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合力推动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呢?为何有些制度安排可以“落地生根”得到制度化推广,有些却被束之高阁而无人问津?其制度安排展现出来的制度韧性又该如何进行机制性解释呢?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指向。本研究在实地调研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素朴镇百花村和黔南州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村的基础之上,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和调研数据。与此同时,本研究考虑到情景配适性、制度差异性、要素独立性、理论局限性等因素,对传统IAD框架进行了情景化拓展与修正,分析了多元行动者如何在制度框架下选择合理的行动策略达成互动结果的行为逻辑,重点探讨了乡村疫情防控的制度韧性及其作用机制。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基于248份问卷的调研数据,将制度供给、制度韧性、制度互动、制度效能与制度感知作为外衍潜变量,建立起乡村疫情防控制度韧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根据修正指标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其最终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路径检验。研究发现:（1）基于两个典型村的调研可以看到,新冠肺炎、风险社会与制度规则构成了乡村疫情防控的外部变量、行动情景和行动者构成了乡村疫情防控的行动舞台、评估准则与效能产出构成了其作用机制。不同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乡村疫情防控制度效能的提升,对其机制性解释可以概括为多元主体参与、制度情景互动、政策协同保障、资源高效供给和组织层级联动等;（2）实证研究表明,在乡村疫情防控背景下,制度供给正向显著影响制度韧性、制度互动正向显著影响制度韧性、制度韧性正向显著影响制度效能、制度效能显著影响制度感知;（3）结合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和情景契合度,不仅可以分析各项制度安排是如何完成制度任务的,还可以阐释在乡村疫情防控背景下,制度韧性如何提升制度效能,进而促进公众的制度感知。本研究也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在框架选择方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情况下,组织结构、制度设计、方案选择、利益偏好、行动策略等都与传统情景有着较大差异,IAD框架是否还具有阐释力值得进一步探讨;二是在结论代表性方面,尽管本文交代了案例的典型性,但受制于案例研究的固有不足,即容易形成研究“个性”而不是研究“共性”;三是在数据效度方面,本研究汇报了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效度和收敛效度,但是诸多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仍值得进一步完善,以此增强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在愿景展望方面,如何提升制度韧性和制度效能、如何打造应急背景下的韧性乡村以及如何发挥出各项制度安排的韧性优势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