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两大流派为“货币观”和“信用观”,前者以货币供给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为基础。从全球范围内多次重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来看,银行的信贷量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基于我国的经济金融特征和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初步判断信用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在调控手段发生根本变化和银行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其信贷决策行为在受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调控的时候,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根据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我们考虑了信贷的异质性,对信贷期限结构进行划分,这在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已有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因此本文的结构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突破性。同时,本文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纳入了银行的微观行为,银行监管的理论模型更加贴近现实,并且在实证检验中加入了银行竞争度等指标,从而使得论证过程更加全面。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主要沿着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过程展开,从最终目标到中介目标,再到操作工具。第一,我们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涵进行界定,回顾评述了“货币观”和“信用观”,比较分析了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考察信贷量期限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将贷款划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后,通过应用一个小型DSGE模型,理论分析了不同期限的贷款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总水平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并通过FAVAR检验了相应的观点；第三,通过固定参数模型和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方程,以1998年至2010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对信贷供给和期限结构的调节作用；第四,在前面宏观结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打开了商业银行经营的黑箱,以利润最大化原则构建数理模型,分析银行业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冲击作用,及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探讨了新巴塞尔协议可能带来的后果；第五,测度了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并以前面部分的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面板数据的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监管对信贷行为的影响。整个研究过程,为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结构视角。通过理论模型的分析和实证数据的检验,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1、在从信贷量期限结构的视角分析信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我们发现短期贷款对经济增长虽然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是却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中长期贷款对经济增长能够有长期的促进作用,同时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不同阶段信贷量的期限结构不同,所以不同时期的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冲击效果。2、货币政策在调控信贷规模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型工具比利率这类价格型工具更加有效,未来随着交易量的提高和操作手段的成熟,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或许将成为央行调节信贷量最重要的工具。同时,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工具仅仅能够对信贷总量产生影响,却很难对信贷的期限结构产生调节作用。3、通过对理论模型的分析,我们认为：(1)较高的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将对银行的信贷供给产生负向作用,同时将会增加中长期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2)贷存比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会减少贷款供给,但是不会影响信贷期限结构。不过,从2003年至2010年的数据来看,由于监管指标的达标情况良好,资本充足率和贷存比的监管在该阶段并没有对银行信贷产生约束作用。银行监管对银行信贷决策的作用最终将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加大银行“顺周期”的经营行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贷存比的约束则很可能会抑制信贷扩张。在全文主要结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以“信用观”为理论指导,增加信贷规模这一中介目标,特别要重视信贷量的期限结构问题。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中要充分考虑银行监管的影响作用,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监管引导,调节信贷结构,同时要减少银行监管制度的“顺周期”问题,从而增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