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GDP增速放缓,经济活力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减弱,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企业的主营业务的利润率一再下降,实体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的投资收益率也远不如过去。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多余货币流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金融资产价格一路走高。资本具有逐利性,由于难以从企业的主营业务上获得足够的利润,企业开始寻找周期更短,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方式,也就是金融投资,期望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足够的收益去达到绩效指标。2009年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仅5.55%,到2020年,占比达到9.4%,平均有十分之一的资产来自金融市场,且自2010年后,企业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速常维持在15%以上。企业金融化水平不断加深。金融化程度过高会加剧金融风险,同时也会改变企业投资模式,挤占生产性投资,进一步恶化了实体行业的发展。税收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于政府来说,企业缴纳的各项税款提供了我国90%以上的税收收入,政府一方面通过税收与企业分享其经营所得,另一方面通过开立税种或调整税收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税收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政府通过各类税收政策改变企业经营活动的盈利,并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相较于金融资产投资,我国的实体行业负担了更高的税负,也承担了更大的收益折损。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对各行各业均有深远影响。自从2016年全面营改增之后,增值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到2019年基本建立起了三档税率并存的局面。增值税降率政策能否影响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发展,改变企业投资决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呢?本文以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为例展开研究。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政策是一项明显的减税政策,降低了除现代服务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税负。因此本文建立DID模型以A股2778家公司6个季度共16668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增值税减税政策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发展。并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证明了增值税减税政策能够提高企业主营业的盈利能力,且通过税收政策的替代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性投资水平。接下来本文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样本数据证明了该政策是通过提高了企业主营业盈利能力进而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证明了主营业盈利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中介变量。最后本文对政策效应展开了异质性分析。该分析证明增值税税率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抑制作用更强,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强,对减税政策的获得感也更强,税收调节作用更明显。在企业规模方面,证明了该政策对小企业的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强,对规模较大企业的作用不显著,一方面是小企业在产业链中不占优势地位,抵抗外部环境的能力弱,盈利能力也偏低,在实行政策后其盈利能力的改善也比较明显;另一方面是小企业税负对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高,因此在税负降低时金融化受到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在企业金融化程度方面,金融化程度高于平均值的企业更容易感受到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而金融化程度低的企业抑制效应不明显。可能是金融化程度低的企业自身盈利能力比较优秀,企业可以不依赖金融市场完成绩效指标,因此减税政策也不会对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产生较明显的影响;也可能是相较于高金融化的企业,低金融化企业投资逐利性较低,因此政策对其作用效果也较弱。在上述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四个政策建议,其一是要深化增值税税收政策改革,减税并档的同时降低原有体系的复杂性,减小增值税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其二是要推行减税降费,降低实体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的减税获得感,调整目前的税收结构,实行实体投资和创新投资税收优惠,促进实体产业的发展。第三是建立对金融收益的税收体系,完善资本利得税,减小金融行业与实体行业的税负差距,缩小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剪刀差,抑制企业金融化。最后是政府可以完善税收征管,规范金融市场,并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